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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80年代的女性文学是如何处理“启蒙”话题的？
“启蒙”：二十世纪80年代是一个不可忘却的年代，这是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启动的10年，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在思想领域里极其活跃，并由此留下了极其深刻而长远影响的10年。有学者将这10年称为中国继“五四运动”之后，第二次思想启蒙运动的10年。
金观涛把这个1980年代的整个思想运动，称之为继“五四运动”以后的第二次启蒙运动。是因为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时候，都是要经过一个思想的现代化，只能称为“人的现代化”，也就是说启蒙运动在这个思想现代化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走向现代社会，是经历过一次很伟大启蒙运动的，这就是这个“五四新文化运动”。
1980年代正是完成中国“五四”启蒙运动没有完成的任务，而发生的。这个“五四运动”严格来可以分成两段，它也是10年时间，它前半段我们可以称为一个所谓启蒙、思想解放，或者是重新评估一些价值，所以我们二十世纪到今天为止占主要地位的一个重要思想，都是“五四”时候提出来的。
因为这个80年代这个启蒙运动，之所以能够起来，我们知道是党国体制，特别是那个文化革命带来了巨大灾难的一个后果。其实如果我们讲这个中国近30年的发展，是整个是文革的一个反思结果的话，那我们可以讲，80年代的启蒙运动正式在思想上来全面反思文革的灾难。不仅反思文革的灾难，而且是把这个反思过程一直推到从“五四”以后到党国体制的形成，包括所谓革命乌托邦的这个它的付诸于实践，它整个对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它带来什么样的灾难。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讲，1980年代的启蒙运动的实现，它是中国一个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因为它是文革带来灾难的一个结果。[ 80年代：“五四”后第二次启蒙，2008年11月20日 08:28凤凰卫视，11月19日《震海听风录》]

在中国80年代的启蒙语境中，女性文学始终不渝遵循的人道启蒙以及重建个人自主性的努力，是不是与女性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完全一致？80年代新启蒙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的知识表达，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与建立女性主体的目标相契合？[ 《“人”的主体性启蒙与女性的自我追求——20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创作侧论》，乔以钢，《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第47卷，P2]
从女性文学的创作中人道主义的“自我表现”以及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性别指向入手。八十年代的启蒙语境中，女性文学倡导人的自然本性，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的女主人公，为了考上自己梦寐以求的专业，在表格上填写未婚隐瞒真相，想要获取优势；后来当政策说明，已婚人士不能考大学以后，她又想采用离婚的手段来圆自己的大学梦。
离婚也同样在张洁的《方舟》当中出现了（题记：你将格外的不幸，因为你是女人。），离婚似乎成为一种手段，可以让女性摆脱婚姻的束缚，但是她们落入更大的一张网中，社会对女性的偏见，让她们始终处于那种被欺凌的地位。它不仅仅是写了一群与男性世界对抗的女性,还深入细致地刻画了中国新文学史上尚未出现过的知识女性群体形象。它更卓然的意义在于,它对女性独立的社会人格的前所未有的发现。“妇女要争得真正的解放决不仅仅止于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解放,还需要从充分的自信和自强不息的奋斗来实现自身的价值”[ 张洁《方舟》赏析]
在铁凝的《玫瑰门》当中，妹妹苏玮嫁给了一个外国人，我觉得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于传统的社会观念束缚的逃离。

邓小平1979年10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新人”的“新”，是相对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社会观而言的，作为特定年代的中心话语之一，它从属于一种“新社会意识”的生成，即致力于旧有文化秩序的破坏，通过预约未来而表现出“新”的特征。可以说，它是与人道主义的“自我表现”具有对立性质的一种理论语言。“新人”在80年代的提出，寄予着知识分子对政治自由、文艺开房的精神追求与经济正义，物质丰富的现代理想，它很快转化为塑造“新女性”的标准。
在经历了大约四五年的时间以后，文学批评开始从“社会主义新人”的指认，转化为“她们真的是新人形象吗”的疑虑。这一微妙的变化体现了历史选择超越主观判断的意志作用。而且正是基于这种无法意识到的选择，批评家从为“新人”理论提供的不分性别的“新人”典型中，酝酿出“女性雄化”的话题。我觉得在铁凝《玫瑰门》[ 《玫瑰门》，铁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当中表现的还是很明显的，虽然它是后期一部相对比较激进的作品。在小说中姑爸就是一个女性雄化的典型。姑爸本来也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子，但是她嫁人的时候新郎逃婚，让她感觉到了失望。姑爸回到娘家，从此就改名叫姑爸，穿起男装，还抽着烟。我觉得她这样易装，一方面是想抹去自己的女性身份，表现出独立自主的强大的一面，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伪装，是掩饰她身为一个女性不能为自己的人生做主不能成为强者的自卑，她的人生中没什么大事，因为婚姻显得格外重要，结婚能嫁得好，似乎就是衡量她个人好坏的标准，然而在这一件事情上她失败了，连丈夫的脸都没有见到。女性雄化既是女性打破传统，突破自我形象的一种叛逆的表现，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我认为女性雄化并不是很好的表现女性内涵的方式，因为女性应该就是有女性自己的样子，而不是通过摹仿男性来实现的。用这种手段来实现男女平等，实现人生价值，都是不得已、也不算多好的选择。

然后说说我自己的观点，启蒙意味着解放，同时也是种对过去的批判和反思。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反思的应该就是十年浩劫。结合我所看的铁凝的《玫瑰门》。文章当中讲到大旗和竹西的关系，让人感到非常的混乱。大旗作为罗大妈的儿子，跟着罗家占据了庄家的房子，实际上他们之间是对立的，是不平等的。是批斗和被批斗的关系，然而他们两个之间又产生了情欲，这似乎就说明，在老一辈人的心中，阶级成分等政治概念是很重的，在年轻人之间似乎就很淡，他们不在乎这些东西，而是为了满足个人需要，就可以互相结合。表现了非常强的个人主义的特点。但是另一方面，司猗纹也很奇怪，她好像为了能够活下去，可以灵活地转换立场，在交出家里的那张桌子的风波中，“她对她那演讲的被打断虽然感到些许遗憾，但她确信那感情是达到了一个高潮。”她说她痛恨旧社会，因为那桌子是麻将桌，是地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产物。但是我认为她其实并不是真的这么想的，她可能确实痛恨桌子，但并不是因为那桌子剥削劳动人民，而是在这张桌子上打麻将的那些人，以她的丈夫庄绍俭为代表的这个家庭，和那些曾经给她带来的束缚，影响她的一生。她不能去追求自己想要的爱情和婚姻，虽然她勇敢地离婚了，但是仍然逃不开这个生活的网。庄绍俭“要拖着她耗着她直到她精疲力竭，直到她老态龙钟”，虽然庄绍俭很早就死了，但是司猗纹确实在这个家庭中劳心劳力，最后倒在病床上，不如意地死去。这就是一种对女性过去遭遇的批判，她也反抗过，但是失败了。
姑爸也同样地抗争过，也失败了。她用男性化的衣着举止，和帮人家掏耳朵的怪异行为来装扮自己，最后死得格外凄惨，这几乎成了一种讽刺：女性永远都不可能成为男性，永远都是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
我觉得在这作品中始终都充满着一种压抑的不满和怒气，女性文学在八十年代中一直在探索女性解放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它们没有成功，这也确实非常的困难，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女性的束缚依然还存在，实际上过去的一些失败的例子也还在重演，但是我仍然对此抱有希望，只要希望还在，努力也不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