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

（1）正始年间（240-249年）的何晏、王弼

继承和发挥老子的哲学，主张虚无的“道”和“无”是产生万物的“宗主”。结合儒、道，认为自然是本，名教是末，名教出于自然。在政治上，认为“圣人体无”，人君应效法自然，拱默无为、委政臣下。
他们在政治上依附宗室大臣曹爽集团，理论实质上为曹爽一党垄断政权服务。

（2）魏晋玄学的第二期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

阮籍说名教是“乱危死亡之术”，一些所谓的礼法之士，不过像裤中的虱子一样，“行不敢离缝隙，动不敢出裤裆”，“上欲图三公，下不失为九州牧”，实际上是一群利禄之徒。嵇康公开“非汤武而薄周孔”，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主张“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
他们对司马氏诛除异己、杀君篡权、却还要假奉名教的行为不满，于是谈说玄虚，用猛烈抨击名教和蔑视礼法的行为表示抗议。

（3）西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向秀、郭象

认为万物不待“无”而生，“有”是由本身的“独化”而成。唯一不变的真实存在是“所以迹”，它是使万物“独化”的生机之神。在政治上仍然主张“无为”，认为礼法名教、君臣上下、富贵贫贱等都是“天理自然”，人们应该任其发展，不应干涉或强求。
这完全是维护门阀士族统治秩序的理论。

答：

（1）内容

“先洗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

（2）评论

西魏的汉化政策。从反腐、易俗、农业、人事、刑罚、税收等多角度出发，涉到当时政治、经济制度的各种问题，是一个全面系统、互相关联的改革方案，使北魏后期遗留下来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巩固了统治，顺应了时代，为西魏北周的富国强兵打下坚实基础，并最终走向强大。

答：

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265-290年），西晋颁行许多重大政治、经济措施，收到一些效果。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太康之治”。

他主要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

首先是对吴人的处置上。晋武帝对原吴国地区示以宽厚，用吴人治理吴地，并除其苛政，示之简易；对于吴蜀两地的人口，招入晋国后免除徭役20年，供应2年口粮，待遇优厚。
其次他整编军队，复员不必要的军人，减轻了兵役负担。
最后在经济上，他改革土地、田赋管理体制，一方面废民屯，继续军屯；一方面推出借鉴、吸收历朝土地制度经验的占田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此基础上，劝课农桑、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他还严禁囤积居奇，设立常平仓稳定物价。

在这些政策施行后，出现了“是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咸安其业而乐其事”的繁荣情况，是为“太康之治”。

答：

（1）侯景之乱年表

背景：
东魏大将侯景出身北魏六镇，羯人，追随高欢（东魏丞相），任河南行政最高长官14年，统兵10万余。

547年：
高欢死后，其子高澄欲夺其兵权；
侯景叛降西魏，欲保留兵权，不成；
献河南十三州之地降梁，请求援兵；
粱朝臣因其反复无常，多不赞成，但梁武帝欲借此实现统一梦想，封侯景为河南王、大将军等重职，更遣宗室萧渊明率兵接应。

548年：
梁军无斗志，被东魏打败，萧渊明被俘，侯景率八百骑逃至安徽寿阳；
东魏乘机挑破，梁武帝欲与东魏议和，以侯景交换萧渊明；
侯景走投无路在寿阳谋反，渡江围困建康。

549-551年：
建康台城破，梁武帝被软禁，不久饿死；
先后拥立萧纲、萧栋，最终自立，杀戮萧衍子孙，军心涣散。

552年：
陈霸先起兵勤王，与王僧辩军会师进攻建康，侯景逃跑，为部下所杀

（2）影响：

是南方的又一次空前浩劫，也是南朝历史的转折点。
南朝在长江下游以北的土地，尽为东魏、北齐所占；汉中及长江中游以北的土地，尽归西魏所有。
残暴的侯景军在江东地区烧杀抢掠，社会经济遭到大破坏。
门阀势力在内乱中受到沉重打击，两晋南下的百家士族在建康者“覆灭略尽”。
南朝力量从此更加衰弱，南弱北强局面正式形成。

答：

南朝荒唐的皇帝甚多，较有代表性两种特征是嗜杀与耽乐。前者的代表是后废帝刘昱，他淫暴无比，史书称其“天性好杀，以此为欢，一日无事，辄惨惨不乐。”；后者的代表是陈后主陈叔宝，他生活奢侈，荒淫无度，不理朝政，日夜游宴玩乐，制作艳词，终于使南朝被隋攻灭。

南朝比较好的时期有宋文帝刘义隆在位时期和梁武帝萧衍在位时期。前者统治时期，继续实行了武帝时整饬吏治、抑制豪强、奖励耕织、减轻赋税等措施，使刘宋的国势和社会经济都有所发展，南方还出现了东晋以来少有的兴旺。后者博学多通、勤于政务，在教育上有所贡献，使儒学得到复兴；同时重用寒门、笼络世族，缓和双方的矛盾，也避免了宗室骨肉相残。但他纵容权贵，令政府贪污严重，同时严酷统治百姓，使得社会下层的情况比上层糟糕得多，是其不足之处。

答：

东晋的立国与世家大族的拥戴密切相关。东晋的皇帝没有任何实权，在政治上，门阀士族几乎把持了全部朝政，终东晋一代，一直是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几个大族轮流执政。王敦、苏峻两次攻入建康却并未加害皇帝也证明了权臣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些南渡的豪门大族之间关系的均衡及恩怨利害主导着东晋政治的发展趋势。

南朝的世家大族正相反。南朝皇帝出身寒门，并且致力集权，一面架空世家掌握的高级官职，一面另立名目提拔寒门协理国政，这使得政治上的实权落到了寒门手中，世族也因此转换为不能建功立业、但却可以稳坐高官的一群人。他们举止风雅，自恃身份，不与寒门来往；对政治却持不参与的态度，南朝政权更迭也不影响他们“坐至公卿”，是真正的朝廷中的“花瓶”。

答：

新亭对泣反映的是东晋年间，北方的世家大族南迁后，与吴人情感上隔阂，并深感到故国沦陷，对新土缺乏认同的一种历史状态。

为回避经济利害上的冲突。东晋政府避免将北方世族安置于长三角地带，而是再次将他们南迁至浙江及福建等地区。在权力分配上，王导等人则采取笼络与离间结合的策略。对于能够笼络的江南望族，如：顾荣、贺循，尽力笼络以结当地人心。桓温执政时还进行了土断，合并侨民的白籍与当地的黄籍，取消免除侨民调役的优待，南北隔阂日益减少，对南方士族的安抚终获成功。

答：

前秦败亡的原因，实际王猛在临终前已基本点明：

他说“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确实，东晋偏安江南已六十余年，在世家大族掌权的形势下，内部比较团结。而前秦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崛起的政权，虽然当时基本征服了北方其它势力。但是大部分部族和集团只是假意归顺。符坚始终未能彻底控制北方诸军阀，是为后患。

恰此时东晋又有谢安、谢玄等良将名臣在世，而前秦最重要的将领和谋臣王猛却已去世。此消彼长，使南下伐晋更为艰巨。在战场上，苻坚还用人失当，致使秦军虚实全被内奸朱序透露出去，阵前更中其计而大败溃逃。原本前秦的统一全凭军事压力，如此一败不可收拾，从慕容垂建立后燕、姚苌自称秦王起，境内各少数民族纷纷独立。于是苻坚被杀，前秦从此走向毁灭。

答：

（1）主要内容

政治上，打击豪强，严肃吏治，对皇亲国戚绝不留情。同时恢复魏晋士籍，重用其中有才能者，争取汉族地主和其他上层分子的支持。
经济上，重视农业生产，派遣官吏巡行郡国、劝课农桑。又开放山泽，允许百姓渔采。针对关中少雨易旱的情况，推广汉代的区种法，更兴修水利，灌溉田野。同时注意发展交通事业，整修长安通往各州的大道，设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方便行旅及驿使。
在文化上，崇尚儒学，禁止老庄玄学和图谶神学。广兴学校，以精通儒学者为学官，文武百官子弟及宿卫战士、宫中后妃均要入学受业。苻坚每月一临太学，亲自考问学生经义，提拔成绩优异者为官。

（2）结果

儒学复兴，百姓安居乐业。前秦逐渐强大，苻坚在这一基础上统一北方。

答：

306年，司马越毒死惠帝后立司马炽为怀帝。第二年改元“永嘉”。是时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胡南迁，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匈奴的刘渊称帝，国号汉，建都平阳。310年刘渊死，次子刘聪杀兄自立。刘聪、石勒、王弥、刘曜等攻城略地，晋军惨败。永嘉5年（311年）攻破洛阳，纵容部下抢掠，俘虏怀帝，杀太子司马诠、宗室、官员及士兵百姓三万余人，并挖掘陵墓和焚毁宫殿，史称“永嘉之乱”。

答：

（1）经过

八王之乱始于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即位的太子司马衷毫无执政能力，于是西晋中央立即爆发了争夺实际控制权的斗争，外戚杨骏、贾后等先后专权，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冏、成都王颖、河间王颙、长沙王乂、东海王越等八王先后卷入冲突，战乱波及黄河南北。最终东海王越获胜，于306年入朝专政，毒死惠帝，长达16年的八王之乱终告结束。

（2）性质

是统治者内部为争夺最高统治权而进行的混战。

（3）结果

16年间正常生产无法进行，人民死伤无数，阶级和民族矛盾激化；统治集团力量消耗殆尽，无力对付流民与少数民族起义，西晋政权面临瓦解。

答：西晋占田制的主要内容有：

（一）农民的占田和课田。前者是农民向政府登记所占有的土地，后者是农民向政府交课税之田，每亩收谷八升。占田制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其中丁为16~60岁；次丁为13~15及61~65岁）

（二）户调式。凡是丁男立户的，每年户纳调绢三匹，棉三斤；丁女及次丁男立户者，纳半数。边郡民户纳三分之二，更远者纳三分之一。少数民族交纳“賨布”，户一匹，边远地区纳一丈。

（三）士族地主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等特权。一品官占田五十顷，以下每品递减五顷，至九品占田十顷。贵族官僚和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可以荫亲属，多者九族，少者三世。一品官到九品官可以荫佃客（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僚贵族、地主豪强所荫占的依附农民）十五户到一户，衣食客（两晋南朝时官僚贵族、地主豪强荫庇的依附人口）三人到一人。

答：

曹魏灭蜀成功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1）经济上

蜀汉后期政治腐败、百姓生活痛苦，人口不足100万；而司马氏执政下的曹魏通过屯田、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人口大增，达到443万。

（2）战略上

蜀汉后期蒋琬、费祎等名臣相继去世，政治腐败。在内，宦官黄皓专权，“窃弄机柄”，清除异己；在外，大将军姜维，“志立功名”，不断兴师北伐，进一步削弱国力。黄皓又欲夺姜维之权，排挤迫害，姜维害怕，持兵于外，不复还成都，使得蜀国军政各成一统，不再协调。司马昭洞悉形势，拟定先灭蜀，再灭吴的战略顺序，一面防止吴蜀联盟，一面兴18万兵分三路攻蜀，取得战略层面的胜机。

（3）战术上

司马昭所派干将甚为得力，尤其西路邓艾军，在主力于剑阁与姜维相持不下之际，从陇上轻装出阴平道，深入蜀汉腹地，进逼成都，致使后主刘禅出降，奠定灭蜀的胜局。

答：

纵观三国历史，东吴与蜀汉的关系一直微妙。多数时间里，它们处于一种曹魏军事压力下“二弱共抗一强”的同盟关系，然而背后支撑着它的却是一种利益的平衡，只要这种平衡出现问题，双发就有可能为争夺利益而大打出手。

两国的联合始于赤壁之战，是时曹操新定荆州，方兴未艾，一面追击刘备，一面恐吓孙权“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可以说，这一次孙刘的联手完全是曹操一手促成的。如果不是他以军事高压直指江南，孙刘两方也许不会走到一起——或者说至少不会发展那么迅速。

战后，孙权为巩固联盟，嫁妹与刘备，同时出借与曹操势力范围接近的南郡，交付刘备镇守。很显然，这也是要借刘备之力对抗曹操。然而时过境迁，到219年时，刘备势力膨胀，既已夺得益州、汉中，仍旧独霸荆州，控制了整个长江上游。这时他对孙权的威胁更胜曹操，于是脆弱的平衡就打破了。孙权向曹操、曹丕称臣，换取时间两次击败刘备，夺回荆州，是为东吴之利。

但夷陵之战过去，曹丕既识破孙权的缓兵之计，刘备在荆州的势力又被剪除，复又成为二弱共抗一强之局。吴蜀联合便又是时势所需。于是孙权主动派人到白帝城，吴蜀恢复邦交；刘备死后，诸葛亮又使邓芝访吴，加强吴蜀联盟，这都是在新形势下争取良好外部环境，谋求内部发展的考虑。后来孙权称帝，诸葛亮力排众议给予承认，双方签署盟约，高层使者往来不断，都是这一谋略的延续。

然而吴蜀联盟究竟是脆弱的。诸葛亮去世后，孙权考虑到曹魏或许会趁机攻蜀，就向边境增兵，一来方便救援，二来若救援不及，也可以分一杯羹。亏得宗预以言辞智慧化解，但终究没有逃过一劫——263年，魏攻蜀，蜀国求救，孙休见到刘禅投降，就派人去抢占蜀地，竟因此逼得坚持抗战的蜀汉老将罗宪投魏，不得不说是一个令人唏嘘的结局，也是乱世同盟的常态。

答：

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提到的诸葛亮对蜀汉政权的贡献主要有：

重建吴蜀联盟，为蜀国争取到良好的外部环境，外成二弱以抗一强之势，内绝南中叛乱之外援。
“南中诸郡，并皆叛乱，亮以新遭大丧，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吴，因结和亲，遂为与国。”

安定南中，确立蜀汉在南中的统治，使蜀汉能利用南中的人力、物力支援北伐，免除后顾之忧。
“三年春，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乃治戎讲武，以俟大举。”

以法治蜀，收到了使政治比较清明，社会风气逐渐好转的效果。
“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於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