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中文版序言
19世纪，整个世界接受了一种社会模式，那就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如今，在也不存在什么世界性的社会模式，因为所有社会都处在深深的危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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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反感任何程度的“追求某某社会模式”。我认为当下要做的，应该是全面细致地从下往上考虑，修正每一处发现的问题，最后修正成什么社会，我们就过什么社会；那也就无所谓社会主义，无所谓资本主义了。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中文版序言
世界目前生产的食物多于它的需求。如果将这些食物平均分配，我们将拥有一个人民过于肥胖的世界，但是，这些食物并没有平均分配……因此，在我们的时代，古老的生产率问题首次得到解决之后，营养不良和忍饥挨饿的人却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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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明白这一问题，可是却没有一个更好，或言之更可行、更公平的机制被找到，来解决这一问题。暴力社会主义已被证实是失败的，下一个改变世界的灵感将是什么呢？恐怕只有从小处一步一步地边做边想了。

黄敏兰《贵族发动了法国大革命？》
在法国，因绝对主义王权强于英国，决定国家税收的正式机构——中央三级会议长期没有召开，但是地方的三级会议依然有较大的力量，由大贵族组建的各高等法院也起了较大的作用。法国大革命的序幕就是由高等法院揭开的。高等法院不仅是司法机构，还是贵族参政、议政的机构，有巴黎的和地方的两种。巴黎的高等法院曾多次驳回国王的财政预算，认为“王国政府不能随心所欲地设立税收和征税，它必须事先得到最高法院的同意。最高法院是阻止政府为所欲为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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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敏兰《贵族发动了法国大革命？》
1788年，为对抗路易十六不合理的增税方案，巴黎高等法院庄严地发表宣言《民族权利和君主制根本法》，明确提出制约王权，得到各地民众的热烈响应。这一运动已被称为法国史上的“贵族革命”，它恰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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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看米涅的书，好像没有留意到这么多。看来，高等法院也代行了参议院的职能。

黄敏兰《贵族发动了法国大革命？》
贵族反对王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贵族下层因为陷于穷困而对旧制度不满，希望有一个大的改变，能建立一个新秩序。对于上层贵族来说，情况则较为复杂：一方面他们不满足于已有的特权，希望在政府中取得更多权力，这样势必与王权（原文作“主权”，应是笔误——和月清岚）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他们优越的生活条件使之与资产阶级靠近，因而从资产阶级那里获得较多现代的自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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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前些天微博上对于贵族问题的讨论：http://hyqinglan.net/bbs/viewtopic.php?id=234

黄敏兰《贵族发动了法国大革命？》
实际上他们早就有贵族自由传统，这是他们接受现代自由思想的基础。拉法叶特、孟德斯鸠、米拉波都是著名的自由主义派贵族：拉法叶特曾亲身参加美国革命，是美、法两次革命的元勋，公认的“两个世界的英雄”；孟德斯鸠撰写《论法的精神》等著作激烈反对专制主义，对大革命的爆发起到重要的鼓动作用；奥尔良公爵的府邸成为自由主义思想的公共传播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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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都快忘了米拉波这个倒霉鬼。他的光辉尽管荣耀，却微弱得在这个群星闪耀的时刻里几乎难以分辨。

黄敏兰《贵族发动了法国大革命？》
让我们把将要出席三级会议的各方势力作一番审视：国王是想让三级会议通过他的征税方案，他能否如愿以偿，要取决于三个等级的态度。贵族极力主张召开三级会议，是要把纳税大户——资产阶级拉来作为自己的同盟军，共同对抗王权；其目的不仅是保住自己的免税特权，还要进一步扩大他们的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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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作为一个集体来说，是这样的。

黄敏兰《贵族发动了法国大革命？》
资产阶级属于非特权阶层：“第三等级”，在当时即被认为是一个“新阶级”。虽然是新阶级，他们的地位最终要由西方既有的社会分配原则决定，那就是社会权力来源于财产，而不是像中国那样，由政治权力决定财产分配。过去，王权和贵族的权力来源于地产，现在则要从新的财富中产生新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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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是不错的，而且也许至今依然如此。近几年许多人攻击代议制，说由财富决定权力归属的政体何来所谓的民主；那么反观国内，由权力决定财富归属的政体，是否真能更好一些呢？

黄敏兰《贵族发动了法国大革命？》
有些贵族不是出于功利的考虑，而是以公正的态度明确支持资产阶级。还有些贵族加入国民议会，与第三等级站在一起。但是大多数贵族自然而然地反对资产阶级的要求，他们可以放弃免税特权，却不甘心放弃政治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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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可以说是贵族“最后的舞台”；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许许多多的贵族出色地完成了他们的谢幕，将社会的中坚地位转交给了资产阶级。可是“瑜不掩瑕”，八重云所言“骑士精神和贵族精神不影响贵族的龌龊”，也许的确如此。

黄敏兰《贵族发动了法国大革命？》
人民的政治激情是有特殊的经济原因的，这与资产阶级的革命目标主要是追求平等和政治权力有所不同。此前，政府因严重经济危机征收高赋税已经让人民的生活贫困不堪，而大革命前夕，因粮食歉收造成物价飞涨及食品短缺又加深了人民的苦难。贵族的免税特权一直招致人民的怨恨——因为这明显增加了第三等级的负担。而贵族们无视人民饥肠辘辘、生命不保的悲惨境遇，却仍在竭力维护他们的特权地位，就更激起人民的愤恨。人民希望三级会议能够减轻他们的赋税负担——这是最直接的目标。同时，他们还朦胧地期望一种新世界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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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是易于煽动，又易于满足的。历代的“革命者”必须把握这两点，否则只有玩火自焚。

黄敏兰《贵族发动了法国大革命？》
需要指出的是，王家军队之所以支持巴黎市民的暴动，得归功于此前资产阶级的策反行动。因为资产阶级深知军队的内情：贵族垄断高级军职，阻挡了下层军官的晋升之途；士兵们也深受物价高涨之苦；驻扎在巴黎的军队与巴黎市民密切接触，有些还与市民通婚，所以他们很愿意站在第三等级的一边。资产阶级便乘机利用各种方式向军队策反，包括在经济上给予援助——支付士兵薪金和购买武器弹药用以装备倒戈的军人。如果没有军队的协助，单凭市民的力量是不可能成功攻下巴士底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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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党对革命军队的领导”、“枪杆子里出政权”……

梁工《圣经解读》P22
针对某些评论家否认摩西历史真实性的说法，塞西尔·罗斯认为：“要是觉得陶瓷碎片比一个民族的记忆或远古的文字记载更有意义、更可靠的话，那么这样说可能是对的。但是，这位伟大的律法制定人对希伯来精神上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到头来我们只能把它归因于一个给现代人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人物。即使没有摩西的记述流传下来，也必须要假设一个摩西一样的人物，用他的行为来解释希伯来民族及其独特的文学、律法、伦理以及宗教法规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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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简明犹太民族史》。这句话难以说服我，难道所有吸纳进汉的民族，都要出现一个拓跋宏吗？

梁工《圣经解读》P41
犹太人认为耶和华上帝是世间惟一之神，他在地上的居所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因此世人都应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敬拜上帝。基督教则认为，上帝的救恩已经来临，上帝在信徒心中，信徒应去万国传福音、为耶稣基督作见证。耶稣基督乃是上帝天父的圣子，是犹太人历来盼望的弥赛亚。而是否承认耶稣就是“弥赛亚”，成为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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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普世化的开始吧。

梁工《圣经解读》P58
由于以色列人未能恪守与上帝所立之约，上帝乃派其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与人另立“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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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慧林《“本地化”还是“处境化”：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诠释》
……“本地化”得到了越来越清晰的限定，然而在具体的汉语语境中，还需要进一步区分这一概念的理想界说与其实际意指，并且进一步发掘从“适应化”、“本地化”到“处境化”的可能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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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处境化倒是这两个阶段的升级状态了？

杨慧林《“本地化”还是“处境化”：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诠释》
“适应化”被认为适于范礼安和利玛窦的传教策略……这一传教策略包括四步：“适应之道”是指学习中文、入境随俗、儒服儒冠等等……主旨无非都是对受众及其语境的“适应”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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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仿佛就是先前提过的“文化披戴”与“本色化”问题？

杨慧林《“本地化”还是“处境化”：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诠释》
如果将基督教的信仰及其传播置于解释学的框架，那么教会不仅是一个“信仰的群体”，而且首先是一个“话语的群体”。“话语”当然不会意味着“自说自话”，而是要带着信仰的异质性张力，在现实的语境中表达出自身价值的针对性意义。因此无论“本地化”的得失如何，基督教都必须进入中国人的现实经验。这既是“处境化”的机缘和根据，也是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所要面对的另一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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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慧林《“本地化”还是“处境化”：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诠释》
由此理解“真正的天主教神学”，至少会为“本地化”的讨论带来两层提示：第一，信仰本身应当能够超越被给定的文化载体；第二，“本地化”倘若摆脱“本文化化”的诠释观星，或许可以通过“处境化”的具体经验延伸自己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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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慧林《“本地化”还是“处境化”：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诠释》
“境际化”，通常可译为“跨文化性”。它所强调的一斤不是传播者或接受者当中的任何一方，确是“同一的福音”。从“跨文化性”界说“本地化的动力”实际上是将基督教信仰的传播视为一种普遍的理解活动，而不仅仅是西方向东方的文化移植。因此这样的“本地化”之要点，首先在于信仰与生存价值的关联，却并非信仰与文化载体的关联。“处境化”之为谓，可能更多地包含了这样的潜台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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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慧林《“本地化”还是“处境化”：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诠释》
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逐步凸显的三种诠释结构，也暗示着“本地化”向“处境化”的延伸，即：唐代景教的“以佛老释耶”，明清以降的“以儒释耶”，以及主要体现于“文革”之后的“以生存经验释耶”之趋势。相对而言，前两种诠释结构较多传统的“本地化”色彩，后一种则大体上是“处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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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慧林《“本地化”还是“处境化”：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诠释》
一般而言，基督教的伦理作用及其对社会结构性空缺的弥补，可能是它在中国大陆得到迅速传播的主要原因，也是其“处境化”诠释的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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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简要归纳一下这个“处境化”：
它应该是一种建立在超越文化形态的、普遍性的价值观念上的概念。可能主要表现为：本地信徒将外来宗教不透过任何本土文化媒介，而直接作用于生活实践中，透过其对生活实践的损益来评估其价值。能够“处境化”的宗教应有较强的生命力与较大的普遍意义，这种普遍意义符合各地人生活中的基本诉求。如：社会平等。

看来“处境化”的结果是一个宗教最吸引人的部分。于一个对宗教懵懂抑观望的人看来，慕道者与信徒在心灵上的充实、在道德上的完满与在行为上的纯粹是最无暇美丽的。

卓新平《圣经鉴赏》前言P1
作为宗教经典，《圣经》是基督教徒的必读之书，信徒们将之视为汇成其拯救精神和爱感文化之心曲神韵的灵泉活水，在书中领悟基督教教义，寻觅信仰的真谛，获取灵性生活的依据。作为珍贵史料，《圣经》记载了犹太民族和古代地中海地区其他民族的历史发展和变迁，成为史学家们探索隐、洞幽独微的指南。作为古代文献，《圣经》涉及远古社会的神话、传说、历史、体制、律法、民俗和伦理，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古代文化百科全书。作为文学杰作，《圣经》汇聚了多种风格的诗歌民谣、叙述故事，是世界广为流传的众多文化典故之源，为世界文学、绘画、雕塑、诗歌、音乐等贡献出奇特的构思和大量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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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圣经》的多重意义。可是为何要将“珍贵史料”和“古代文献”分开表达？神话、传说、体制、律法、民俗和伦理，哪个不是珍贵史料呢？莫非只有一五一十地记录重大事件的历史书，才被作者看作史料呀！

卓新平《圣经鉴赏》前言P2
在我国，人们曾从语义、翻译、解经、诠释、神学、哲理、文艺、考古、历史、民俗、生态等不同角度论及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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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其实很想知道从生态角度是怎么说的……

卓新平《圣经鉴赏》P1
基督教形成之后，进而继承并发扬了犹太教的“立约”之说，认为救主耶稣降世乃是上帝与人重新立了“新约”，因此把原来上帝通过立法而与犹太人所立之约成为“旧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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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约的受者有诺亚、亚伯拉罕、摩西。原来新约是这个意思。

卓新平《圣经鉴赏》P2
古国腓尼基有一名为毕布勒（Byblos）的城邦曾以从事埃及纸莎草纸贸易而闻名，因此，古希腊人又常把毕布勒一词作为“书”的同义词……公元5世纪初，君士坦丁堡主教克利索斯顿开始把圣经称为“唯一的书”，Biblia遂成为基督教正式经典的专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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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ble=“这本书”。

卓新平《圣经鉴赏》P3
犹太民族所属的古希伯来人，从民族学上来看，最早属于阿拉伯半岛上闪族的一支，与迦南人、叙利亚人、亚述人、巴比伦人以及阿拉伯人同属古代的闪族……苏美尔人在人种学上及语言学上属于哪一种族尚无定论，有些学者认为他们大约是中亚细亚的高原移居而来，属于生活在古代波斯湾以北地区的非闪族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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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非洲可以代表人类，希腊可以代表文明，远东可以代表繁荣，那么最适合中东的词一定是“民族”吧。现今世界各地的民族成分，有多少与中东地区的游牧民族无关呢？

卓新平《圣经鉴赏》P4
亚伯拉罕的祖先们在美索不达米亚以游牧为生，直到亚伯拉罕的父亲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决定迁离乌尔……全部落往南迁徙，途中必须读过幼发拉底河，因此，亚伯拉罕的后代被称为希伯来人，意为“来自河那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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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南地=巴勒斯坦；雅各改名“以色列”。

卓新平《圣经鉴赏》P4
他们继承了祖先们在两河流域所接受的宗教影响，所以，古巴比伦的不少宗教观念和创世传说等后来被载入希伯来人的宗教经典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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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一个来源？

卓新平《圣经鉴赏》P4
公元前1700年左右，他们因迦南闹饥荒而去埃及居留，一呆便有四百年之久……希伯来人在埃及时期耳濡目染，自然又受到埃及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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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复杂多样。

卓新平《圣经鉴赏》P5
公元588至586年，他再次率军围城十八个月，最后攻陷耶路撒冷，灭掉犹太王国，并把大批犹太人掳往巴比伦国。这一时期在犹太民族历史上称为“巴比伦之囚”，即“犹太人被掳流亡时期”，直至公关前539年波斯战胜巴比伦，释放犹太人重返家园，才结束了这段民族耻辱的经历。在“巴比伦之囚”中，犹太民族一方面因在异国他乡漂泊流放这种屈辱生活而增强了其民族意识和宗教信念，另一方面又有意无意、直接间接地汲取了巴比伦人的宗教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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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民族形成阶段最重要的历史时期。不过，这是第二次吸收巴比伦地区的文化了吧？

卓新平《圣经鉴赏》P6
公元前539年至333年这一阶段在犹太民族史上为“波斯统治时期”，巴勒斯坦受控于波斯帝国。返回家乡的犹太人重建圣殿，逐渐恢复其宗教生活和民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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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后余生”？

卓新平《圣经鉴赏》P6
到公元前333年，希腊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灭掉波斯帝国，犹太人又落入希腊人之手，故称“希腊统治时期”。这一时期一直延续到公元前1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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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新平《圣经鉴赏》P6
……在这一时期，犹太人开始散居希腊世界各地，将希腊文明也溶入其宗教文化传统之中，使虔诚的信仰与思辨的这里巧妙地结合起来。此外犹太教的经典不断被翻译成希腊文，人们也开始用希腊文写作。这样，两希文明殊途同归、共构一体，《圣经》中古老经卷所反映出的希伯来传统开始与希腊精神相结合，形成了《圣经·旧约全书》往《圣经·新约全书》各篇章的过渡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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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希文明”是欧洲文明的源头。

卓新平《圣经鉴赏》P6
公元前165年，犹太民族……举行起义，战胜塞琉古王国，恢复圣殿和失地。他们后来又靠与正在兴起的罗马帝国结盟，而于公元前141年取得了民族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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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应该是“罗马共和国”吧。

卓新平《圣经鉴赏》P6
但是好景不长，昔日的盟友成为最危险的敌人……公元前64年，叙利亚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公元前63年，罗马大将庞培进军耶路撒冷……一举毁掉犹太民族短暂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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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卓新平《圣经鉴赏》P7
在“希腊化时代”和“罗马时代”相交的这几百年里，犹太民族内部也产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如犹太教中形成了不同的党派团体，不同地域的犹太人在思想信仰上各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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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约就是基督教兴起的开始？

卓新平《圣经鉴赏》P7
犹太教的各个宗派：
撒都该派
成员多为祭司贵族。是“希腊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注重今生的福利，不推崇天堂复活和彼岸世界的因果报应说，对现实的生活和社会的命运比较关心。
法利赛派
犹太教中的保守派。墨守成规，遵循古代遗训，束于传统礼仪，不敢越雷池一步。相信死人复活，承认天堂地狱。
艾赛尼派
强调与世无争，主张独善其身；讲究克制私欲、扬善避恶，将宗教生活与伦理道德相结合。
亚历山大派★
散居在希腊人埃及人之中的犹太人的思想，以侨居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为主；思想比较解放，敢于接受新思潮新事物。是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结合的促成者，主张接纳希腊思想，融合两希文明，成为早期基督教理论家们的思想先驱。
西卡尼派（短刀党）等激进团体
主张以暴力反抗罗马人的高压。

卓新平《圣经鉴赏》P9
希腊文“耶稣”（Jesus）据学者考证乃是来自希伯来文“约书亚”（Joshua），词义为“耶和华拯救”，即“救主”的意思。“救主”在希伯来文中源于“弥赛亚”（Messiah，意指“受膏者”），在希腊文中则为“基督”（Christ）。可以说，希伯来文的“弥赛亚·约书亚”与希腊文“基督·耶稣”有着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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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觉得，这俩希伯来文单词现在已经用滥了……

卓新平《圣经鉴赏》P9
“公元”常以A.D.表示，源自拉丁文Anno Domini的缩写，意为“主的生年”，而“公元前”则以B.C.表示，源自英文Before Christ之缩写，意为“基督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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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怪之前都不知道A.D.是什么意思，原来是拉丁文。

公元纪年和耶诞竟然是这么算出来的-_-

卓新平《圣经鉴赏》P14-15
旧约的三大部分：
律法书（托拉）
收集了希伯来人的古代传说、神话故事和民族历史，记载了这一民族有关宗教祭祀、道德规范、判罪量刑的律法。
先知书（勒布尔姆）
一些民间“先知”的著作汇编，其内容包括犹太王国兴亡的历史以及针对当时政治、社会、宗教情况而阐发的评论。
圣著（克图毕姆）
收集了流传下来的犹太诗歌、寓言、格言、谜语、比喻等。

卓新平《圣经鉴赏》P18-20
《新约》的四大部分：
福音书
主要内容是根据公元1世纪流行于巴勒斯坦的各种传说来塑造耶稣的形象。
使徒行传
全卷内容是展示耶稣升天后使徒们的活动，主要描述基督教早期教会的建立和彼得与保罗的传教生涯。
使徒书信
保罗书信反映了保罗派的神学主张和政治态度，与《约翰福音》基本上奠定了基督教会的正统教义。
启示录
《圣经》的最后一卷，是托名“约翰”的某个小亚细亚犹太基督徒所作。

卓新平《圣经鉴赏》P23-24
《旧约》的两种版式：
巴勒斯坦式
主要为生活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所应用，按“律法书->先知书->圣著”的顺序排列。
亚历山大式
广泛流传于不熟悉希伯来文的希腊世界的犹太人之中，将首5卷的历史书排在最先，然后接诗篇与智慧书，最后才是先知书。

卓新平《圣经鉴赏》P26-27
主要的英译《圣经》版本：
钦定本
1604年，英王詹姆斯一世应清教徒的要求重译的版本。也称“詹姆斯王本”。
钦定本修订版
1807年，英国教会人士发起修订工作；1885年修订完毕。通称“修订本”。
标准本与标准本修订版
美国经学家为满足美国基督徒的需求以英国“修订本”为基础校订的版本。1901年刊印，1952年发行“标准本修订版”。
新英语圣经
英国教会人士用通俗的现代英语重译，并根据死海古卷补充校订的版本，发行于1970年。通俗易懂、并融合各派之见，是目前最好的《圣经》英译本之一。
新美国本
美国天主教圣经会组织翻译，于1980年发行。注释详尽，收集齐全，且包括《后典》各卷。
福音圣经
联合圣经公会翻译出版的现代英语《圣经》，包括新教（1976）和天主教（1979）两种版本，为目前最流行的英译版本。

卓新平《圣经鉴赏》P27
这一德文译本扫清了中古时“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大大促进了德语的统一和德国近代语言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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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用the Augean stable这个成语来比喻非常的地方或长期形成的积弊”。看来神罗的分裂不仅体现在政治上，还体现在语言上……

卓新平《圣经鉴赏》P29
《圣经》的主要中文版本：
和合本
1919年初，基督教会根据英译“修订本”出版的官话本《圣经》。因版面如蝶翅像合页，故称“蝴蝶本”或“和合本”。这一汉译本至今通用，《圣经》引语一般以此为标准。
思高本
1968年，天主教思高圣经学会翻译出版。包括《后典》大部分经卷，汉译卷名人名与“和合本”不同。是中国天主教所应用的汉文《圣经》。
联合本
1979年，联合圣经公会翻译出版，由侨居海外的中国学者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直接译出，简称“联合本”。译文采用白话文，是较新的中文《圣经》。

卓新平《圣经鉴赏》P36
解释圣经的原则：
古代教父时代
主要有亚历山大学派的“着重喻意原则”和安提阿学派的“着重字面理解原则”。
中世纪
有“不得损伤道德”、“不得危害信仰”等原则。
宗教改革以后
弗拉修的“历史原则”：宣称“历史是教义的基础”，认为只有对各卷成书时的历史真实情况有所了解，才能对其所提出的教义作出正确的解释。
格拉修的“语言原则”：强调应在对原本所用古代语言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来解释《圣经》。
近代基要派的“灵感原则”：认为《圣经》各卷都是来自上帝的“灵感”，各卷的具体作者只是上帝的工具；坚持《圣经》绝无错谬，不同经文之间不存在真正的矛盾。
现代派的观点：《圣经》虽有上帝灵感，但各卷作者都是凡人，其经文不可能摆脱人为因素，解经时还须从各方面分析研究。

卓新平《圣经鉴赏》P37
中世纪解经学者的其他两种观点：
麦蒙尼德提倡用理智来解释《圣经》，力图将那些彼此矛盾、模糊不清之处解释得合情合理、自圆其说；耶乎大·阿尔帕恰坚持理智应对《圣经》让步，完全接受《圣经》的各种说法和记载。

卓新平《圣经鉴赏》P43
冲破解经学：
唯理主义神学
对神迹奇事加以合理化解释，走上客观探索与理性解说之道。
例：
耶稣在水面上行走-->门徒透过夜雾看见耶稣在岸边沙滩上走动，产生误解
耶稣以五饼二鱼使五千人吃饱-->耶稣将自己仅有的五饼二鱼拿出来分给大家，慷慨之举感动众人，纷纷取出所带干粮分食共享
耶稣复活-->耶稣假死在石洞中，被地震震醒
圣经评断学
19世纪上半叶开创，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研究《圣经》的主要学科之一。
越出传统“解经学”的种种限制，对《圣经》进行不抱成见，不带先决条件的考证研究。利用历史学、古语学、典籍考证、考古发掘等现代知识对《圣经》卷册和文句进行考证，以鉴别其正误、真伪。从历史学和语言学角度评断《圣经》、探究其作品年代、起源和历史意义。

卓新平《圣经鉴赏》P46
近代以来对《圣经》的两种认识态度：
神话说
对“合理化”解释《圣经》故事中的神迹奇事和斥此为耶稣门徒的编造这两种过激观点都持有异议。认为在犹太思想氛围中的耶稣门徒深信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基督”，于是将《旧约》中对基督的种种神奇描述照搬到耶稣身上。
这些神话故事并非出于个别作者一时的杜撰，而是在悠悠时空中众人相传、逐步定型。虽然越传越奇，但传者认真、听者虔信，其传播过程中并无欺骗之举。其本身的情节并非真正发生过的历史事实，而是富有诗意的优美观念、是对真理的深刻理解。
主体说
公开否定将耶稣视为历史人物的传统看法，认为关于“基督”的“观念”无意识地在早期基督徒社团中逐渐形成的论断不能成立。
福音书中关于耶稣的一组组故事和颇成系统的说教根本不可能由一群人无意识地流传而自然构成。“观念”的发展离不开个人的“自我意识”，需要认识主体的中介作用。因此，福音书只能是个别福音书作者有意识撰写编辑的产物。

卓新平《圣经鉴赏》P47
19世纪以后对福音书来源的猜想：
口传说
认为三位作者在编写各自的福音时，都采用过当时各地口传的同类故事和说教。
互凭说
认为三部福音乃互为依据、彼此参照对比而写成。
文献说
认为三位作者都采用了已佚的早期共同文献。（一源、二源、多源说）

卓新平《圣经鉴赏》P49-50
上述考古活动发现了记载着巴比伦宗教与神话情况的原始资料，其中最有价值的便是《巴比伦史诗》（或称《创世史诗》）与《吉加美士史诗》，它们各自记载了爸爸理论宗教的创世神话和洪水传说，其中许多素材乃为《圣经》“创世纪”上帝创世、大洪水、挪亚方舟等描述的雏形。
……
从研究巴比伦宗教的远古记载，人们发现《圣经》中记载的伊甸乐园、创世神话和洪水传说皆受巴比伦宗教的影响，有些材料甚至是直接取自巴比伦的古代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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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照犹太人的经历探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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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新平《圣经鉴赏》P4
亚伯拉罕的祖先们在美索不达米亚以游牧为生，直到亚伯拉罕的父亲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决定迁离乌尔……全部落往南迁徙，途中必须读过幼发拉底河，因此，亚伯拉罕的后代被称为希伯来人，意为“来自河那边的人”。
卓新平《圣经鉴赏》P5
公元588至586年，他再次率军围城十八个月，最后攻陷耶路撒冷，灭掉犹太王国，并把大批犹太人掳往巴比伦国。这一时期在犹太民族历史上称为“巴比伦之囚”，即“犹太人被掳流亡时期”，直至公关前539年波斯战胜巴比伦，释放犹太人重返家园，才结束了这段民族耻辱的经历。在“巴比伦之囚”中，犹太民族一方面因在异国他乡漂泊流放这种屈辱生活而增强了其民族意识和宗教信念，另一方面又有意无意、直接间接地汲取了巴比伦人的宗教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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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次与巴比伦区域文明的交流对犹太人宗教文化与思想观念的影响是巨大的。

卓新平《圣经鉴赏》P51
塔模斯是巴比伦宗教中农业与春天之神，相传为女神伊西塔的情侣，巴比伦人认为四季的转换是由于他每年仲夏被杀，伊西塔降入阴间相救，此后大地生机皆息，乃至次年春天他被救出，天地才恢复生机这一循环过程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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噗……这神太惨点了……

王仕国《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本土化浅析》
宗教的本土化在“化”之于本土时，要充分适应地域历史、社会状况、风俗习惯、文化传统、经济现实等本土因素，而且其本土化之“化”，是双向度的过程：既有表层之“化”，也有深层之“化”，前者称之为“文化披戴”，后者则指“文化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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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化披戴”和“文化融入”的解释。

王仕国《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本土化浅析》
“文化披戴”的本土化是宗教传入的开始阶段就会发生的本土化方式，也是宗教的本土化较容易实现的方式，它反应了宗教对某种奔突文化在外表上的适应，其宣道活动、礼仪活动等宗教活动是本土化表层活动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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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文化披戴”大约就是尝试为狗肉挂一个羊头之类的名目，以在韩国以外的国家推行罢？

王仕国《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本土化浅析》
基督教传入中国以后，许多有远见的教会人士一直强调“本色教会”的建设，有人甚至要求传教士“戴上儒冠、穿上道袍、蹈上僧鞋”，要利用固有的民族风俗使基督教的活动与当地婚丧嫁娶、节日礼仪相贯通，要逐步实现从“孝道”和“纪念祖先”直接过渡到“基督徒祀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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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文化披戴”的形式，也是“本色化”的涵义。

王仕国《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本土化浅析》
“文化披戴”的本土化旨在一种与本土文化的外在“形似”，并不希望改变其宗教观念、宗教思想这些宗教的内在因素，并力图固守自己特有的宗教情感、宗教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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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披戴”的内涵。

王仕国《全球化背景下的宗教本土化浅析》
“文化融入”的本土化是要获得与本土文化内在的、本质性的“神似”，本土化的目标旨在切入本土文化的核心部分，通过潜连本土文化的根脉、攀附本土文化的躯干面获得根源性的认可，实现由于内在的相融和结合而使相关文化得以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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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个简单的释例，大约是这样：譬如宣讲马太福音7:1-12的内容，就查看孔子的论语，发现其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于是结合两者，作为普遍的概念提出，使文化背景相异的人进一步解除警惕，更好地接受外来的宗教文化。

赤军《毁灭与新生》P12
因为着这些长相奇特、深鼻高目的家伙大多是通过印度或者中国南部前来的，也就是说从日本南方海洋上航行而来，所以日本人习惯叫他们“南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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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巴西，周时就被当作南蛮；后来经过秦汉的开发，好容易有了长进；结果过一晃两千年，日本人得了铁炮，丫却又成了南蛮……

赤军《毁灭与新生》P13
江户幕府并非幕府将军一人独裁，而是具备完善的统治架构，位于架构顶点仅次于将军的是多名“老中”“，一般情况下各种大政方针都是汇报给老中，由老中们商议定了再找将军盖章。和现在的日本政府相比，老中会议就相当于内阁，而首席老中就是内阁总理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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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还是不能比的，甚至不能与明的内阁比。因为老中是从诸侯里选拔的，诸侯是封建贵族，产业世袭——日本社会，包括统治阶级，都是是不流动的。

赤军《毁灭与新生》P15
……对于南蛮贸易也即和西洋各国的贸易却基本断绝，只开放长崎一个港口，允许荷兰船靠港、买卖货物——因为荷兰人比较滑头，并且大多信新教，没有那份宗教狂热，于是他们向幕府作出保证：咱光做买卖，绝不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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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英、荷的开辟新航路，与西、葡的开辟新航路，是绝不相同的。从某种意义来说，甚至西、葡又不相同。

赤军《毁灭与新生》P16
到了19世纪，英国军舰追逐荷兰商船，一度侵入长崎港，同时大量美国捕鲸船也出现在日本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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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作恶要趁早。

赤军《毁灭与新生》P19
阿部正弘想把烫手山芋往朝廷扔，对于整个日本社会发展来说，这一举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可是对于幕府来说，这却是一个饮鸩止渴的笨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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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你要是爱我，你就跳下去呀”……

赤军《毁灭与新生》P20
日本在中国的东方海外，原本崇拜大中华文化，老老实实自称为夷，到了江户幕府中期，有一种叫“水户学”的学问兴起，自我感觉良好，说中国已经被外族占领了，纯粹的中华文化是在我日本，所以日本不是夷，日本以外的别的国家、民族才是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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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大抵这个意思。人家早不以CHINA为中国了。

赤军《毁灭与新生》P25
其实德川齐昭的思想和清朝末年的洋务派很像，首先，他们都不反感西洋的科学技术，但反感西洋的政治体制和社会思想，其次，他们都想驱逐西洋人，但也清楚必须得“师夷长技以制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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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尊王攘夷”，或者“中体西用”，而曾经担任封疆大吏，一手抓过改革的人，容易产生此类思想。

重要概念辨析：
1、御三家：尾张、纪伊、水户 出自：家康最小的三个儿子义直、赖宣、赖房
2、御三卿：田安、一桥、清水 出自：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和第九代将军德川家重的子孙
3、意义：如果幕府将军绝嗣，就从御三卿里挑人补上，御三卿里找不到合适的人，再挑御三家。
另：四贤侯
松平庆永、伊达宗城、山内丰信、岛津齐彬

赤军《毁灭与新生》P30
江户幕府为了巩固统治，发明了一种名叫“参勤交代”的制度，也就是命令各地诸侯都把儿子、老婆送到江户来当人质，同志藩主要半年住老家，半年住江户，一方面和老婆孩子团聚，一方面也为幕府建设贡献心力。这种制度最根本的思路是要消耗诸侯们的财力——按规定诸侯出行都得有一定的仪仗队，不能缩减，不能马虎，那可得费大钱——只要诸侯们出于半饱饿不死的状态，自然就无法富国强兵，无法对德川家的统治构成威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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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阴毒……

赤军《毁灭与新生》P31
除了赖账和提拔商人当武士外，他还建议让领内农民大种甘蔗，藩库掌握蔗糖的专卖权，然后瞒着幕府偷偷经琉球向中国、东南亚甚至南蛮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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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DK4中那霸港的特产砂糖，原来是这样来的。

赤军《毁灭与新生》P37
于是他下令以避免战争为国策，在此前提下尽快吸收南蛮技术，富国强兵，尤其是建造新式海军以巩固海防。他不计出身，吸收了一大批青年干才充实幕府，其中就包括留学美国的那位中滨万次郎，还包括后来被成为“日本海军之父”的胜海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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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进行了洋务运动。

第一批条约：
1855年3月31日《日美亲善条约》（《神奈川条约》）
两国友好建交，开放下田、函馆，允许美舰靠岸，补充物资，在两港设置领事，给予最惠国待遇。
衍生条约：《日英亲善条约》、《日俄亲善条约》、《日荷亲善条约》

赤军《毁灭与新生》P51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爆发大大刺激了日本社会，包括毛利敬亲、岛津齐彬等诸侯都逐渐明白西洋的科技比日本发达，倘若不加以吸收、奋起直追的话，日本迟早也会像清朝一样沦为半殖民地，而且说不定会更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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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邻国经验的影响。

赤军《毁灭与新生》P52
黑船来航，如同一粒石子突然投入日本这潭死水，激起了层层涟漪。不仅仅幕府、诸侯们突然眼前一亮，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同时心里也一惊，发现日本已经走到殖民地的边缘，就连普通武士和小民百姓们也莫不受到深切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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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自身经验。

赤军《毁灭与新生》P53
松阴的思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尊王，而是攘夷。首先说尊王……日本人想要团结一心，抵抗外侮，就必须拥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江户幕府已经腐朽不堪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有精神权威而无世俗权威的朝廷再扛出来。再说攘夷……闭关锁国的下场就是持续落后……开国的趋势不可扭转，必须先打开大门吸纳西洋科技，甚至社会思想，才能富国强兵，才能和欧美列强平等尖叫，挽救日本的危亡……开国和攘夷不是矛盾的，而是同一体的不同阶段，不开国无从说攘夷，要攘夷必须先开国才行。
尊王和攘夷，这两股思潮合了流，就被称为“尊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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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的尊王和攘夷相比，尊攘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比较具有理性，以及实践路线。可是在后来的操作中，还是变成愤青了……

第二批条约
1857年《日美协定》《日美修好通商条约》
开放长崎，授予领事裁判权，外国人可在开港地长久居住；开放横滨，江户与大坂允许对外贸易，“自由通商“正式写入条文，协定关税。

赤军《毁灭与新生》P56
井伊直弼得以上台，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尊攘”之风现在已经刮遍了全日本，引发了部分地区的社会动荡。这里所说的攘夷，乃是真正意义上的驱逐南蛮，一大群两眼一抹黑、不明白世界局势的武士们以为洋人坚船利炮并不可怕，只要上下一心，喷洒一腔热血，就能把他们都给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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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诛组”实为日本国内第一类义和拳。

赤军《毁灭与新生》P61
井伊直弼等人的本意是为了维护幕府权威，但权威这东西可不是光靠强力就能维持的，不是下手狠，敢杀人，别人就一定会服你。原本很多诸侯、武士只是嘲笑幕府无能，这回幕府倒不无能了，却彻底变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死敌。黑船来航以后，掀起日本多种相对立的思潮，咱们前面提过，包括开国、攘夷、尊王，还有合尊王攘夷为一体的尊攘，可是再怎么尊攘，没几个人真想着把幕府给推翻了，总觉得幕府只要尊奉朝廷的旨意，自然上下一心，国事可为。安正大狱以后，又一双对立的思潮开始甚嚣尘上，那就是“佐幕”和“倒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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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高中历史选择题“以下几项政策，其效果与动机明显相反的是……”。

赤军《毁灭与新生》P83
江户幕府统治下的谱代诸侯，，是指分封德川家世代家臣所成立的藩……大多位于要冲，藩主有当老中或其他幕府高官的资格，但大多领地不广、兵力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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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地不广，也许是因为一没有外样的本地基础；二没有亲藩更受重视。

赤军《毁灭与新生》P90
对于日本近代“黑船来航”后的政治思潮，咱们可以划一个三维立体图来简单说明一下……第一组坐标，那就是攘夷和开国。就整个日本社会来说，攘夷论占有绝对主导的地位……第二组坐标，代表谁来领导日本，是朝廷还是幕府？两百多年来，社会完全倾向于幕府一边，朝廷是被晾在一旁如同摆设似的。但是幕府因为无法应对危局，主动缴械投降，把朝廷扛了出来，就使得舆论有了几乎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第三组坐标是佐幕和倒幕，当时的舆论还是略倾向于佐幕一侧。一方面，谁都不想引起太大的动乱……另一方面，朝廷并没有独掌政权的野心，幕府还想苟延残喘，诸侯们想要借着幕府的背景扩展势力而非彻底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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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确实比较精密。单纯说什么“倒幕派”、“尊攘派”是不行的。

赤军《毁灭与新生》P95
横滨开港以后，洋人们蜂拥而入，绝大多数书为了寻求商机，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家里大捞一票，但也有一部分是前来旅游的——日本太奇怪了，和此前“发现”的所有亚洲国家全都不同，有三分像中国，三分像朝鲜，还有四分谁都不像。人们从来不吃禽畜，说话前先要鞠躬，满大街游走着腰佩双刀的“撒马拉”（武士），动不动还会拔刀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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噗……

赤军《毁灭与新生》P187
照理说间谍这种职业，相貌奇特的人是当不了的，好的间谍要相貌普通，让人左看右看反复看却一掉头就忘了长相，要缩在人群里就跟沙子落入沙滩一般，不仔细打量谁都不会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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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军《毁灭与新生》P188
冷兵器时代打仗，最常见的情况是两阵对圆，先用弓箭射定阵脚，然后用两翼骑兵割裂敌军的阵列，再用步兵和长矛兵互相配合向前推进。即便在火枪发明以后，这种固定的战斗模式也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做基本改变，只是部分弓箭队改成火枪队而已。

赤军《毁灭与新生》P188
到了火枪基本装备全军后，打个比方说，拿破仑时代，常规战斗模式也不过是冷兵器时代的一个变种罢了：先用大炮猛轰敌阵，然后骑兵冲锋，再用火枪步兵而非大刀长矛排成方阵去向前推进，巩固阵地……为什么呢？因为老式火枪射程近、射速慢，如果不能集结起来做统一射击，威力肯定要大打折扣，根本就无法阻止敌军的冲锋。

赤军《毁灭与新生》P198
……当时英、法两国争夺对日本的控制权，英国人认为幕府已经彻底腐朽，无药可救了，所以把宝都押在萨摩人身上；法国一贯和英国对着干，你支持萨摩等外样雄藩，好，那我就支持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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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可怕的。

赤军《毁灭与新生》P220
他可以说是日本历史上最幸运的人，死了几十年以后，突然大名传遍全国，甚至蜚声海外，并且深受各阶层的爱戴——大众百姓认为他是拯救日本的平民英雄；资产者认为他是近代日本商业的始祖；民主派认为他是民主先驱；保守派认为他是尊皇的忠臣；军国主义者认为他是帝国海军的保护神。因此，坂本龙马的名声远在“维新三杰”、甚至高杉晋作和老师胜海舟等人之上，不能不说是种异数。
当然，很可能是有计划的异数，因为到了那个时候，残存的维新志士们，大多名声已经烂到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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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句很有意思。

赤军《毁灭与新生》P220
王政复古，表面的意思，就是恢复古代天皇掌权的政治模式，藤原氏贵族也好，武家幕府也好，全都得靠边站。当然，历史的倒车是不能强开的，更何况一倒就连倒八九百年，萨摩藩要是追求武士阶层还压根没有的那种“王政”模式，脑袋里肯定是进了水。借用“王政”这个名词，要求“复古”，实际上只是为的从中央政权里把德川氏江户幕府给排除掉，以天皇的名义上加实际上的全国领袖，以“有才之公卿、诸侯及天下之人才”组成议会和新政府。
——就好比西方的“文艺复兴”，傻瓜才会当那真是照抄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学艺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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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名词叫“托古改制”，可以减小改革的阻力。

赤军《毁灭与新生》P244
这个时候的日本，已经开始显露出民本主义的苗头来了。一千多年的日本历史，贵族、武士们打来杀去，从来就没老百姓什么事儿，也从来没人理会过百姓的想法，但维新新政府不同，大部分成员终究羞答答地打开半扇国门，接触到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部分社会制度和政治思想，他们认识到想要打赢对幕府的战争，就得最大限度地煽动和利用老百姓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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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上下不流通。横向看得多些，纵向看得少些，是必然的。

赤军《毁灭与新生》P244
本来日本社会的架构比起中国来相对简单，没有那么多层次的盘剥，上级领主的收入得自于下级领主，农民不必要多重交税，不必交了官府再交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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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诸侯对领地的控制力强，政令通畅。

赤军《毁灭与新生》P246
维新新政府从成立之初，就不是一个关心平民百姓的政府，他们明摆着不需要农民的力量，也打算在维新以后继续残酷地压榨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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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都该如此。

赤军《毁灭与新生》P262
河井继之助的改革具备非常浓厚的封建时代的均贫富思想，却甚少近代唯财为是、劫贫济富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色彩——虽然对老百姓很好，但不得不承认，他的思想还是相对旧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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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民富国强是一组矛盾问题。

赤军《毁灭与新生》P274
……京都是贵族们的天下，天皇要还待在京都，非让贵族们给带坏不可，咱还是赶紧迁都为好，只有这样才能洗净旧习，刷新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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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宏：平城也不是个人待的地方！

赤军《毁灭与新生》P279
戊辰战争、明治维新，表面上是西南雄藩联合起来打垮了江户幕府，往深了一层探究，维新主力是中下级武士和京都、大坂等地的豪商，可是说到底，发挥最大作用的还是农民——既包括加入奇兵队、力士队等组织的农民，包括以大坂为中心为粮价搞暴动的农民，也包括在战争中拖幕府和佐幕各藩后腿的农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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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市民，还有国民自卫队。可惜革命不属于他们，他们也不属于革命——同样地，这里的农民对维新一无所知，维新也不打算维护他们的利益。

赤军《毁灭与新生》P293
这个定名叫做“虾夷共和国”的政权，最高领袖为“总裁”，表面上是由选举产生，但可笑的是，只有逃亡到虾夷地的旧幕府士官和官员才有选举权，广大普通士兵和虾夷地居民是根本挤不进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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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第一个“共和国”。这算不算“党内民主”？不知道它的后继者“台湾民主国”又是如何！

赤军《毁灭与新生》P296
日本陆海军之间的争功与不和，乃是二战败北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其实这苗头在维新之初，榎本武扬时代就露头了。后来长州出身的将领掌握了陆军、萨摩出身的将领掌握了海军，双方的内斗更是愈演愈烈，这个大问题几十年后都没能得到圆满解决。日本军国主义陆海两个拳头朝外乱打的同时、还互相妨碍，互相掣肘，吃败仗也是理所当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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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前此我所谓把握历史“演进”之法。我们不要似是而非的规律，但这样的把握值得提倡。

明治维新的措施
一、从表面上清算封建主义
1、改革朝廷结构：清楚旧藩主和贵族->各藩藩士霸占大权（内部党同伐异，矛盾重重）
2、铲除旧的封建割据势力：“版籍奉还”->改藩主为藩知事->“废藩置县”
二、从表面上全盘西化
1、开国论风行，百姓崇洋媚外：穿洋装、读洋书、坐马车、吃牛肉
2、政府学习三权分立：设太政官->议政官、行政官、邢法官（封建根基不除、行政独裁、军部独立干政）
3、宣扬四民平等（门面话而已，社会经济结构和基础不改变，不可能真正平等）
其他：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地税改革、制定宪法

赤军《毁灭与新生》P326
西乡从道侵入台湾以后，遭到原住民的顽强抵抗，加上感染热病，士卒死伤枕藉。但大概是怕得罪西乡隆盛和萨摩旧武士吧，日本政府不但不予以制裁，反而在事后承认了从道的行为合法，出兵确实是奉了天皇和政府的命令。军事上的冒险先行和政治上的事后追认，军方完全牵着政府的鼻子走，这就成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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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犬养毅之死、“二·二六”、“九·一八”。

赤军《毁灭与新生》P326
明治维新，既是结束日本封建社会的大变革，也是最终把日本导向军国主义泥潭的主要契机。今天咱们回过头来再看，这条只追求国家强大而罔顾民生、罔顾道义的道路，真的值得后人羡慕吗？维新成功后，中国有无数仁人志士东渡，希望能够学得日本革新的经验，但幸亏他国的经验无法照搬回来，否则中国又会走向何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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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对明治维新的总反思。还是直面了民富国强这一矛盾命题及和平发展的历史主题。

王加丰《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P13
伊比利亚半岛上这两个国家在近代西欧的扩张中走在前面，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反侵略斗争中较早建立起了一个相对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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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就叫辩证法……

王加丰《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P14-15
葡萄牙人的超常规发展在其启动时看不出有任何超常规的地方，它几乎就是中世纪的光复运动或十字军运动的一种延伸。那就是在巩固政权后，它很自然地展开向非洲的扩张，在当时来说，也就是收复全部失地后，把十字军往穆斯林占据的北非推进。这一推进，实际上是启动了后来欧洲往外扩张起决定性作用的地理大发现运动，非同寻常。也就是说，欧洲人的海外扩张是由15世纪初葡萄牙人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往北非扩张开始的，但这事业在15世纪上半叶启动时，并未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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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运动历来失败，惟有西、葡斩获颇丰。为何能推进地理大发现？
1、长期异族统治、光复运动，塑造民族性格、坚定信仰与打击异教的使命感；通常所谓“3G”，Gold、God、Glory，后两者都属于此列。
2、休达成为扩张的桥头堡， 有利于西非探险和殖民的开展。
3、休达的成功可以复制，对扩张充满信心。杜阿尔特一世[1]曾以葡萄牙在休达的成功为由使教皇同意葡萄牙向加那利群岛扩张。
4、开拓了恩里克的眼界，塑造了其自身的理想。
[1]Duarte=Edward=Eduard

王加丰《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P16-17
不过，这种对未来有重大意义的在西非海岸的探险和殖民活动，在开始时不是来自里斯本宫廷的推动。很长时间里，葡萄牙南端面临大西洋的阿尔加维省才是葡萄牙人从事海外活动的中心。换言之，从1415年葡萄牙国王占领休达后，葡萄牙的中央政府主要关注在北非大陆的扩张，但收效甚微；与此同时，葡萄牙还有一个地方政府利用北非的桥头堡，推动了在非洲西海岸的探险和殖民，获得了越来越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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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恩里克了。

王加丰《西班牙、葡萄牙帝国的兴衰》P17-18
两次休达之行，对亨利此后的行动有极大影响。在这里，他了解到北非穆斯林商人往南穿过沙漠与沙漠南面的“绿色国家”贸易的情形，即通过这条商路，可以获得非洲胡椒、黄金和象牙……当然，那时的葡萄牙人不敢像穆斯林那样从陆地上穿过沙漠……但亨利却由此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越海到是沙漠的南面去，从那儿直接获得当时欧洲人急需的黄金和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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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了恩里克的眼界，塑造了其自身的理想。”前半句是眼界，后半句是理想。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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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在这里是好的。但也要注意使用条件和范围，不要无限推广。

《大国崛起：葡萄牙、西班牙》第二章 海洋
在公元11世纪，欧洲的胡椒是按粒计算的，有钱人的外号是“胡椒袋”，可以用胡椒买田置地。胡椒的重量是用天平和戳子来称量的，还要关紧大门，以免过堂风吹跑贵重的胡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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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只知道香料贵如金，现在终于有了直观认识……

《大国崛起：葡萄牙、西班牙》第三章 陆地
在哥伦布那个时代，葡萄牙人发明了这种70英尺长的多桅快帆船，它们的载重量一般只有60多吨重，虽然在甲板下没有很多的空间载货，但它低浅的吃水浅却能在近岸和小港湾里探险的时候大显身手。葡萄牙人远航非洲就使用这种船。这种帆船多采用大三角帆，它能利用微弱的海风高速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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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维尔。

《大国崛起：葡萄牙、西班牙》第五章 帝国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借口晒鱼，正式在中国的澳门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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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大国崛起：葡萄牙、西班牙》第九章 太平洋
随船的意大利人皮加菲记述了这次艰难的航程：“我们有3个月又20天没有吃到新鲜食物。我们吃饼干，其实那些东西已经不成其为饼干，而是爬满蛆的碎末。我们喝的是黄水，储存多天，臭得令人作呕。我们也吃牛皮。老鼠的价格是每只半个金杜卡，但是连老鼠也买不到。我们有些船员的上下牙龈都肿了起来，根本无法吃东西，活活被饿死。死于这种病的有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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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崛起：葡萄牙、西班牙》第九章 太平洋
1583年，在巴西定局的白种人达25000人。在当时许多葡萄牙人的眼中，去印度是为了挣一笔钱回来，但是去巴西就没有这种感受，他们已经开始将巴西当作第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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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故乡-->第一故乡-->独立，难道是这样？

《大国崛起：葡萄牙、西班牙》第十一章 兼并
葡萄牙的衰落，早在1580年之前就显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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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整理：
【视角一】
香料贸易-->|现金交易
               |以物易物-->|需要欧洲产品|-->进口他国产品|-->高利贷-->欠下巨额外债|
                                 葡萄牙不出产|     资金周转困难|                                |
                                                                                                        |
                                                                                                        |-->借内债还外债-->财富流向国外
                                                                                                        |
           东方战事频繁|                                                                            |
           维持当地联盟|-->香料贸易成本增大|                                                 |
           海上死亡率高|                         |-->葡萄牙优势丧失|-->香料贸易入不敷出|
            香料大量涌入欧洲-->香料价格下跌|  传统香料贸易复苏|
总结：香料贸易引发连锁反应，貌似所得最终流向国外。
【视角二】
手工业生产能力低下-->大量进口外国产品-->|手工业生产能力进一步低下|
                                                     |推动外国手工业发展        |-->远东贸易市场被抢夺-->殖民地流失
                                                      远东贸易需手工业产品支持|
总结：自身产业畸形，推动外国经济发展。
【视角三】
                        农民贫困|
航海与贸易-->|一部分人发迹|-->|土地兼并------------------------------->自耕农流离失所|-->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农业生产被破坏
                  |国家财富增长|-->|城市消费发展-->贵族追求高消费-->提高税收-->农奴更加贫困|
                                         |冗余官僚增加-->|贵族不思进取
                                                               |中产阶级不事生产，梦想进入宫廷-->工商业发展停滞
总结：突如其来的财富使寄生阶级壮大，破坏经济生产。

吕西安·费弗尔《有关本书手稿的一点说明》
马克·布洛赫在去世之前原打算将他这部著作献给一个人，布洛赫的好友都知道那是谁，她对布洛赫和孩子倾注了一片真诚的爱心，她甘于牺牲自己，为丈夫当秘书，给他助了一臂之力。我感到无论如何都要实现布洛赫的遗愿，而且这也是我应尽的责任。在此，我要写下她的名字——马克·布洛赫夫人。同她丈夫一样，她具有法兰西的信念，为了共同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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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妻子可以巧遇，不能强求，更不宜妄图把眼前的人改造成这个样子，否则必定得不偿失。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6
对一个作者来说，至高无上的评价，莫过于赞扬他对学者和学童都能以同样的口吻说话。然而，“纯真”是何等崇高的境界，臻于此道者是在寥若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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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不要无谓提高学术的门槛，去非难别人的学历与知识，以为无资格与自己交谈。
想起当初阎崇年挨打后的“三个条件”：一是清史专业，二是在清史研究领域上有学术专著，三是必须有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历。（http://news.ifeng.com/society/2/200810/1016_344_832746.shtml）
可是真要与虚无主义者去辩论，那不啻又转成无意义，则门槛之高低有无，还必须反复斟酌。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7-8
与其他文明不同，我们的文明总是极为关注以往的历史，万事万物都追溯到同一源头——基督教和古典遗产。我们的前贤往哲——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就擅长撰写历史，基督教就是历史学家的宗教。其他宗教体系的信仰和礼仪都源于接近洪荒时期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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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中世纪中华文明的现世源头，岂不能追溯到轴心时代的吗？这一观点需要商榷。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9
即便不能证明历史的其他用途，至少还可以肯定，人各有所好，历史无疑具有娱乐的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至少人们确实对历史感兴趣，我本人就多年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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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我在“博雅杯”里写：这是不用之用。现在它倒变成我最后的护身符，因为倘以别的精神来读史，总要为人所笑；惟有这一理由，可以镇压全场，呜呼哀哉。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0
历史的魅力首先触发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继而激励人们有所作为，它的作用始终是至高无上的。单纯的爱好往往先于对知识的渴求。人们往往是在一种本能的引导下从事自己的工作，事先并不完全意识到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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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在救我脱离泥潭时起到的巨大作用不可否认，是以当时的我也就把这句话理解成：“历史学的作用始终是至高无上的”。现在却开始逐渐怀疑——今天重读之后，我突然想到也许应当这样：“魅力”——“兴趣”——“激励”的过程才是至高无上的，而何种心态也和“文学自觉”是一类的，更接近于无功利主义的泰然。而彼时我的哪种观点，就偏激得多了——假使一路下去，不免为害学术。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0
系统严谨的研究一旦展开，历史的魅力也不会因此而大为逊色，相反，所有真正的史学家都能证明，无论在研究的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可以感受到这种魅力。其他任何脑力劳动同样如此，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他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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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月清岚《从〈乱·龙〉对历史人物的把我谈谈历史爱好的几个阶段》
这些史料环环相扣，有的彼此印证，有的相互抵触，探索与发现的乐趣便如此藏在其中，等着我们去体验。在反复取证的过程中，历史学的思维也得以进入我们的脑海；与前两个阶段完全不同的收获所得，就这样在我们的身边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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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月清岚《从〈乱·龙〉对历史人物的把我谈谈历史爱好的几个阶段》
但是，史料的价值与乐趣还远不止于此。我们知道，文献资料的出处不尽相同，则可信度更加参差不齐……至于史料的去伪存真、虚虚实实，各种变化繁纷交杂，若是精通利用之法，不仅能发挥其最大价值，更兼妙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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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愧为在我思想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影响的书呀！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0
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如我所察觉到的，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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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对历史的感性认识法。简单地说，就是要在批评古人前，先尝试理解体会他的难处。然而又不是不要批评，只是不要乱批评。吕思勉有语云：“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句话，只是旁观者不负责任之辞，并不是真理。因为当局者的环境，旁观者总不能尽知。假如一个人对付一个问题要顾到三方面，而旁观者只知道两方面，那从旁观者看起来，这个问题自然要好对付得多。在当局者，还要多顾全一方面，旁观者所主张的办法，他就绝不能采用。在旁观者看来，他的手段就很不高明，而要说他是一个迷者了。”这是可以为诫的。

安德烈·纪德：我们的时代已不容纯粹的娱乐，哪怕是益于心智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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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国也变得如此。其实扪心自问，我是不是真正就不愿去过一个安逸的好日子呢？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1
当今世界已跨入原子化学的门槛，已开始探测宇宙的奥秘。然而，这个可悲的世界尽管可以为科学的进步而自豪，却并没有为人类自身创造多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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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月清岚《〈弗兰肯斯坦〉与科学和科学主义的反思》
当浩瀚的蘑菇云在广岛升起时，同样爆裂开来的还有科学家的悔恨与人类无限扩大的私欲。我们拥有了科学，但它的后果是——我们明明知道了比前人更多，更能为自己添增幸福的方法，却只给自己带来了更大的不幸。我们得到了破除迷信的科学主义，但他自己却化身成一个更危险的无神异教，在迷信与盲从的的同时，连我们仅存的道德安慰也一并抽走。我们不禁要想：科学，还有科学主义——毕竟他们给予人类的，到底是不是只有更强的破坏力和更大的精神虚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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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思想也来自布洛赫。这些一二战中间的夹隙里的历史学家，他们的绝望，是很有一番道理的！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2
激发人类思维的，不仅是力求“知其然”的欲望，而且是想“知其所以然”的欲望。因此，惟有成功地解释现象相互关系的科学，才被认为是真科学，除此之外，正如莫尔布拉克所言，不过是卖弄学问而已。现在，人们把卖弄学问当作一种娱乐或癖好，不过，同莫尔布拉克的时代一样，这根本不是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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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们也与莫尔布拉克的时代一样，至少不要成为追求。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2
如果一门科学最终不能以某种方式改善我们的生活，就会在人们眼中显得不那么完美……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事实上，一种根深蒂固的秉性使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我们的行动，因此，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显得无能为力之时，我们就会感到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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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应与上文对照着看：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1
正统的实证主义认为，一种研究的价值必须以它是否能促进行动来衡量。我想，今天是不会有人以这种口吻来说教了吧。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在事先确定一项极抽象的研究最终是否会带来惊人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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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一组矛盾的命题。一方面，我们认为科学不应脱出为人类谋幸福的范畴，否则一切如弗兰肯斯坦般，悉皆转成无意义；然而，科学的研究又必要摈弃直接的功利主义。如何取舍，关系到研究的动力及正确性两面，实在不可不谓为一大问题。可是这一问题在各门学科中的形象又不通，如医学肯定比生物学功利，心理学必须比哲学实用，所以到头来，我们还得分别加以留意。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3
一般来说，贬低历史学的人似乎失之武断，他们高谈阔论，妙语连珠，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忘了问问自己，到底在谈论什么东西。他们为自己所描绘的历史研究的形象，并不是以历史研究的实际情况为依据的，这种形象更适合论坛而不是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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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于我“心有戚戚焉”！以前网上所见大多“后现代主义者”大抵只是此类，他们的法宝永恒只有两句：“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历史只是书上的结论，我们没有亲见，如何要去相信？”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关心历史学是如何去伪存真，挖掘史实的——二十四史式的治学方法，早在民国时候就没有了；现代的历史学思潮发展，更非他们想要知道的：所以他们甚至连后现代主义也算不上，因为横竖历史与他们是无预的。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3-14
历史研究不同于造钟表，又不像做家具，它力图最终能更确切地了解运动中的事物。限定自己只去描绘一门科学的现状，多少可以揭示出一点真实情况，也总会有点曲解，更重要的是，要说出这门学科在时间的长河中将怎样加以改善。这样，难免会带有许多个人的看法。确实，一门科学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中，都会受到各种相反倾向的干扰。几乎不可能确定，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是否有前途。我们不要回避这个问题。理论问题和其他事情一样，怕负责任是有损信誉的。在此，不过是要向读者坦诚相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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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治学的一般态度。意指我们不要怕犯错，尽管可能清楚地认识到了我们当前的局限，也不要因畏于“我的研究可能在以后看来并不完璧”而不敢出声。因为发了多少会有益于学术：现在的总结，即便不能尽善尽美，那也是总结，是我们留给后人的“文献史料”；他们自会有办法应用它，而我们的工作也不失为一种历史上的思潮，多少能成为他们通向更高思维阶段的垫脚石——我想，足够代表一个时代的思想，是必然能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据一席之地的。但这也并非就在鼓励半瓶水们出去现世，因为那样的炫技，无非也是“卖弄学问而已”，就连他当身那个不完璧的时代也代表不了。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4
在胚胎时期，历史只是叙述而已，那时的历史著作充斥着传闻轶事，在更长的时期内，历史主要记载重大的事件。作为一门注重理性分析的科学，它还十分年轻。现在，它终于力图深入人类活动的表层，不仅拒绝谣传和卖弄词藻的诱惑，而且要防止近代因习以为常而墨守成规的学问和经验主义的标榜，那才是更危险的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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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的“经验主义”我们可以从两面看，也即远古蒙昧的“经验主义”和近代实证的“经验主义”。这两种“主义”虽然同名，却实在是不一样的东西，必须分而治之。
对于前者，吕思勉说“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查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这也是一种对历史经验主义的摈弃。这套“经验主义”其实并非实证，更不科学，只是徒有其名罢了。那是说我们古人的习惯于读史，然后从个别的事件中汲取所谓“历史经验”，这实际是根本性不通的。倘按这种方法对待历史，则著史就不免为“记载重大的事件"，汲取来的也只是"谣传和卖弄词藻“——我们的政客说不能忘记的历史教训，大略就是这种东西。
还有一个例子，是有一回我去拜访璐妍的父亲，他说我不懂得礼貌，进而说起齐桓公的事迹，认为他成为五霸就是因为尊礼，从而说服我讲礼貌，才能成大事。这里就犯下两处错误：一者周礼并非礼貌，而是等级制度与社会规范，这是常识；二者，所谓的“历史经验”其实并不绝对，你说齐桓因尊王攘夷称霸，则又有宋襄公遵从械斗细则而败亡，孰是孰非？
至于后一种“经验主义”，其来由是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教人文社科都不得不依其法门重组自身，结果水土不服，留下许多后遗症，至今不能脱出——所幸随着经典物理的败走麦城，自然科学对人文社科的掣肘已然减少，相信通过一代代人不懈的努力，历史学也可以凭借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与结构，真正成为完整独立的社会科学。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5
他们打算把许多明显的人类现实活动排斥在真正的人类科学之外，因为，这类活动在他们看来难以接受理性的解释。他们不无蔑视地将事件或偶发事件称为渣滓，大多数内在的、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也是渣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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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历史下的小问题”，我以前说：“大历史离不开小问题，否则就无以贯通前后；小问题也离不开大历史，否则也只永远是一摊古书。”这是一种“和稀泥”的说法，实际上，大历史派与小问题派的争执一直不断，以致于面临后现代的挑战，他们甚至不能一致对外。现在我觉得，历史学是实在应分成微观学和宏观学的——这两种都可以叫作历史学，都无损其作为科学的门面；让他们都得到正名，就无所谓分个高下，从而可以相辅相成，足够强大历史学的阵营。至于如何分法，我想，以“考察”为目的的学科可以作为微观学；以“联系”为目的的学科可以作为宏观学；如此和平发展，划地而治，又各取对方的成果以为自己的补充，岂不美哉？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6
由于无法把史料组织地像自然科学那样章法井然……他们对考订资料所需的新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困难和疑问尤其感到棘手，所以，从研究中他们得出虚无而谦卑的道德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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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已经举例说明从历史中得出道德训诫何其不可靠。黄仁宇说：“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与前述吕思勉的思想也是异曲同工的。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5
气体动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已使科学的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爱因斯坦等人的理论并没有淡化这些概念，而仅仅使之更富有弹性。他们常以无限的或然性取代确定性，以永恒的相对可测性概念取代绝对的可测性……因此，我们似乎更有理由认为，即使一门学问不具备欧几里德式的论证或亘古不易的定律，仍无损其科学的尊严……我们感到，没有必要再把从自然科学那里引进的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强加给每一门知识，因为即使在自然科学界，这种模式也不再通行无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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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可与上文关于经验主义的论述联系着看。从布洛赫的解释看来，我前此的理解似乎无误，不过现在我们又面临的新的挑战，即所谓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历史学的发展道路即便克服了这个，还不是一马平川。另一方面，除“历史经验”外，我们还应当警惕似是而非的“历史规律”，这种一刀切式的做法看似科学，实际是极不负责任的。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9-20
“历史”一词产生于辉煌的希腊化时代，并沿用至今，我们现在所谓的“历史”已远非米利都城赫卡泰厄斯的“历史”，正如开尔文勋爵和朗之万的“物理学”已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一样。那么，我们所谓“历史”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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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前此“哲学十讲”课上讨论过的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哲学？”
德里达说得好：“西方的哲学是一个特定时间和环境的产物。”我进而想，对于争论中国哲学是不是philosophy，乃至φιλοσοφία的问题，一旦钻牛角尖，不是毫无意义吗？因为φιλοσοφία原本是“特定时间和环境的产物”，是有其特定的本来形态的，倘非削尖脑袋去适“希腊模式”，一切都照它而论，则谓中华民族“只有思想，没有哲学”也是可以接受的。后来一节课我们研究中医是不是科学，其实也是一样。许多同学查了各式百科、辞典，找到他心里“科学”的定义，进而以其为根本判别中医的科学性，莫衷一是。其实“科学”的定义何其糊涂！仅仅课上，老师就提出了“实证主义”、“证伪主义”与“范式理论”，那么实践中的派别，真不知有几许了。倘按最严的法门，所有医学大概都不能当作科学；按最松的，中医又毫无悬念地成为科学；而且，“science”难道就不是“特定时间和环境的产物”吗？如此下来，如何分辨对错！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0
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真正”的问题时，在一开始就去下乏味而僵硬的定义是毫无意义的。地道的工匠怎会拿这些有关信念的条文来自寻烦恼呢？在追求尚未确定而有发展前途的知识时，人们会产生一种朦胧的冲动，而烦琐细微的定义不仅会扼杀这种创造性智慧的火花，还会进而束缚人的思想，这才是最大的危险……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就比较明智，他们从来不去为物理或化学、物理化学或化学物理（假设有这个词）的权利而争辩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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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根本上否定前述争议的正当性——如果一切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则连我之前所谓“和稀泥”的步骤也可以省去，横竖把既定课题搞清楚就可以了。这种思想对他本人的实践而言，无疑能增进学术——然而，一方面，这种淡泊与泰然的处之，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得到的；另一方面，更多人的“淡泊”与“泰然”，往往出于随意与不负责任，并非能够像布洛赫这样，是真正为学科的发展而考虑的。是以我们还要小心为了学术的实干精神及有悖学术的散漫主义的界限。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0-21
人们有时说，历史是一门有关过去的科学，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很不妥当。首先，把“过去”这个概念作为科学的对象是荒唐可笑的。过去的某种现象，如果完全没有与当代相通的共同特征，如果未经过事先的筛选，又怎能成为有条有理的知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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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曾经非常轻视微观的历史学，作了很多空中楼阁，以历史学为追求人类幸福的惟一利器，就是受了这段话，及前面“惟有成功地解释现象相互关系的科学，才被认为是真科学”、“作为一门注重理性分析的科学，它还十分年轻”等论述的影响。我太拘泥于历史学的功效，忽略了学术的无用性——其实丹青古卷并非想象中的那么不堪，中国近代新史学的腾飞，也正有赖于乾嘉考据的功劳。现在看来，做宏观的，不必轻视做微观的，反倒要感激他；因为做微观的，何尝不正为你的做宏观而辛苦耕耘呢！至于马克·布洛赫在这里说这些，其实很具有魅惑性，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史料学的专家，他这么说，教我们误以为他不看重史料的辨析——其实不是的。就好像钱穆反对疑古，可他也不是照单全收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做考据起身的历史学家，怎么可能搞不清楚什么该信，什么不该信呢！他和这里的布洛赫正一样，是本于微观，而不以微观为最终的目标罢了。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8-19
在历史编纂学的初始阶段，古老的编年史家……叙述一些杂乱无章的事件，其中仅有的联系，就是这些事件是同时发生的，如日食、冰雹，以及突然出现的惊人的流星，同时发生的战争及国王和英雄的去世。这些有关人类早期的记忆，犹如幼童观察事物时那么零乱……不错，从基本保守的观点来看，在我们的语言里，任何关于现象在时间上变化的学问都可名为历史……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现在所见的由行星组成的太阳系并非永恒不变的，也就有了太阳系的历史，它属于天文学领域。地震的历史与地球的构成有关，人们对此极为关注。它涉及地球的构成，因此能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但它与历史学所谓的历史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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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涉及两个层面的概念辨析，即“广义的历史”与“历史学所谓的历史”之辨，及“历史”与“历史学”之辨。对于前者，则我们不放再把History也当作“一个特定时间和环境的产物”，那么最初“历史学所谓的历史”，就必然只是“过去一切人类活动的总和”。后来广义的历史之所以诞生，马克·布洛赫这样说：“如果科学每前进一步都得造些新名词的话，那么待命名的东西真要成千上万了，学术界得为此虚耗多少光阴啊！”这种说法其实值得探讨。我们知道，照搬马克思“社会阶段论”曾经给中国史学带来不可磨灭的伤害，这就是一个图省事却酿成更大恶果的案例；而有时候，新造名词未必不会“磨刀不误砍柴工”。
而我们通常说的“历史学”，该是人类对“历史”的诠释与总结，它的对象无疑是古典意义的“历史”一词。不过随着现在二级学科的发展，这种隔膜正日益被打破，其效果毕竟如何，或许正有待我这一辈人的研究成果吧！至于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鄙视，已是老生常谈，其核心就是要把历史学从历史里抽出来，独立建成科学的分析体系；我想，间或提醒自己不要将研究流于史实也就可以了，毕竟现在再要犯古典时代的方法局限，已经不太可能了。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9-20
公元10世纪，水深浪大的文斯湾使佛莱明斯成为锯齿形的海岸。后来，海湾被沙石堵塞了。应该由哪门科学来研究这个现象呢？初看起来，谁都会说应归地质学，冲积层的沉淀运动、海流运动，或海平面的变化，不正是地质学所发现所研究的范围吗？当然是的，但进一步看，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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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样的问题应该会交给历史地理学吧？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0-21
从以上这个地形学的典型事例中，我们看到：一方面呈交叉状态，要作出解释，两门学科便互相依赖，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呈转变状态，当我们以结果尚未确定的唯一例外来描述一种现象时，它会以某种确定的方式，以一门学科来取代另一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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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开始谈二级学科的问题。记得上学期“生命科学导论”一课中，老师说：当代学术最大的机遇与挑战来自交叉学科和边缘领域，我想此言非虚。古今中外，关于治学理论的著述已经琳琅满目；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怎么做”，而是“信哪派”——因为与科学本身不同，科学哲学上的创新几乎已不可能。所以我们应该考虑怎样收拾旧山河，“二级学科”就是一种办法，它打破传统学术的隔膜，力争动用人类迄今为止创造的全部智慧来解决当前问题。这是好的办法。学科外尚能如此，学科内何尝不行？从古代一直互掐至今的”汉学“、”宋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何妨连络起来，用支流代替派别，用合作代替竞争，则你搞你的考据，我拿你的结论；我做我的通贯，你来考考得失。横竖都是学术，如此相辅相成，总比动辄互掐来得好些吧？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1
究竟是什么支配了历史学的介入呢？显然是人的因素……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数学家宛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肉的气味，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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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于历史学互通建立二级学科的原则。我跟璐妍聊天的时候，有时候开玩笑，就说：所有你能看见的东西都是我的专业。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在于历史学的研究宽泛：我们都是人，生活在人群里，则历史学研究人，你岂有不被研究的道理？QQ群里有聊天记录，YY群里有录音，这些都是史料，日后或者还能用来研究这一时代人的思想，都是未可知的。此外，历史学在以“人”为狩猎目标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要和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发生不可断绝的联系，由此可见，固守门户非但不明智，而且不可能！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2
表述自然界的语言与反应人类现实的语言之间是有差异的，这类似于操作钻床的工人和制造鲁特琴的匠人之间的差别，两者的工作都精确到以毫米为单位，但钻工使用精密的工具，匠人则主要凭借他的听觉和视觉。假如钻工效法工匠的经验和方法，或者工匠模仿钻工的做法，都将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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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强调要摈弃传统自然科学的治学方法；同时与前此“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的论述也相符。人文学科需要一些“侠气与醉狂”。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2
我本已把历史学称为“人类的科学”，那还是太含糊，有必要加上“时间中的”定语。史学家并非抽象地思索人类，在他们的思想中总是自然而然地注入时代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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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不是人类学、伦理学，不脱离时代背景讨论人类本质——在此基础上，我认为“民族性”、“劣根性”也不是一个好史家应该倚仗的。可举个简单的例子：朋友约我吃饭，路上被窃了手机；则追究原因，无非窃贼之可恶及我自己之大意而已。倘使刨根问底，追求所谓历史的“深层原因”，把朋友的约我乃至我与朋友的结交当作我手机被窃的缘由，岂不可笑吗？钱穆云：“诊病况必祥之最后。”这是有道理的，而“民族性”、“劣根性”就纯属诿卸责任的托辞。至于注入时代的气息，大概不免同时渗透被研究者与研究者两个世界的影响吧？研究者的时代信息被注入，固然可能不好，但也无碍其成为更后世之研究者研究彼前世研究他人者的一手材料。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2
很难想象任何一门科学会把时间仅仅视为抽象的东西。然而，不少人只是把时间看做一种计量单位，他们为了各自的目的，任意将时间分割成性质相同的碎片。与此相反，历史的时间缺是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现实，它一直往前，不可逆转。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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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学派不治断代史，这是其思想的内核。对此，下文还有方法论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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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3
恺撒花了八年的时间征服高卢，爱尔福特的路德从正统的见习修道士转变为维滕贝格的改革者经历了十五年时间，但没有一位历史学家会仅以讲述这些事实为满足。对史学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在欧洲社会变迁的背景下确定征服高卢在编年史中的地位，史学家丝毫不否认马丁·路德的精神危机之类不变因素，但唯有将这场运动发生的确切时刻放在其主角的人生履历中，以及与作为背景的欧洲文明联系起来考察，他才认为自己绘制了一幅逼真的图画。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3
这种真正的时间，实质上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就源于这两种属性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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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钱穆《国史大纲》：“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4
站在遥远的过去来解释当前，这对以过去为研究主题的人极有吸引力，这种做法已使我们的研究处于催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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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起源崇拜是为历史学“加上‘时间中的’定语”的必然结果。布洛赫重建历史学尊严的一种手段，就是破除破解大众对历史学的迷信。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5
“起源”仅仅意味着开始吗？……“起源”是否指原因呢？……两种含义时常互相混淆，更令人伤脑筋的是很难清晰地加以分辨。通俗的说法，起源就是开始，更糟的是认为“开始”就等于完满的解释。这样，便导致了词义的混乱，进而带来危害。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8
我们谈论“封建制的起源”，那么我们从哪里去追溯它的起源呢？有人说“源于罗马”，有人说“源于日耳曼”……所有这些都十分有趣，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封建主义的原因。富有特色的欧洲封建制度并不仅仅是一些遗迹的拼凑，在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中，它产生于总体的社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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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起源，起源≠原因；这两组不等式是相当精辟而重要的。就像我前面说的，我的被约可能是手机被窃的起源，但两者之间绝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罗马隶农制与日耳曼氏族制的存在也是客观事实，但这并不代表它们一定要融合生成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往往是复杂而琐碎的，把一切问题都推给历史的某一截面，不计较它在时间中的演变与轨迹，其实并不可取。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6
刻意用历史来解释现实，其目的就是为现实辩护或是对现实加以谴责。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起源”这尊守护神只不过是真历史死敌的化身，或是一种判断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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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劣根性”也不过是一些人的判断癖罢了，归根结蒂，还是真科学的死敌！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9
总之，脱离特定的时间，就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这一点在我们人类和其他事物进化的每一个阶段都不例外。正如古老的阿拉伯谚语所言：“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无视这东方的智慧，历史研究就会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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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再次强调了历史学与作为定语的“时间”的紧密联系。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31-32
有些人认为，对最近的时间不可能作出真正客观的研究，只因为它们是最近发生的……我刚到朗格多克的高等中学当教师时，那位善良的顶头上司以教育总管的身份警告说：“谈到19世纪的历史并没有什么危险，但涉及宗教战争时，你可得十分当心！”……在讲台前，若无抵御当代病毒的勇气，即使你是在评论《伊利亚特》或《罗摩衍那》，也难免要遭到当代思想毒素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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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并非这么回事，布洛赫所想未免过于简单。就拿我的不治中国近代史来说，岂独畏当代思想毒素的侵袭呢？如果史料无所保留地提供，或者至少能有一个辨析真伪的头绪，则何以不做？惟独现在官方不肯松口，真材料与假材料不但混杂相间，还无从印证；这种情形，要说治史，谈何容易！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33
谈到所谓当代社会可以自我理解，只要仔细考察其论点的特征，就不难发现，它是以一整套奇怪的前提为依据的。
首先，它设想在一代或两代人之间，人类事务已发生了巨变，这种变化不仅来势迅猛，而且是总体性的。因此，无论是长期延续的社会制度，还是传统的行为都无法避免实验室和工厂革命的影响。它忽视了惰性力量对这许多社会性创造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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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点很有意思——不过，工业革命的那一代人的确比任何一个时期的人类都有理由产生这种念头。对于最后一句话，布洛赫给出的论证并不十分严密，得出“对历史的无知不仅使当代科学产生混乱，而且导致当前行为的困惑”的结论略显草率。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34
一个社会如果可以完全由前一阶段任意塑造，那么，其社会结构必然像无脊椎动物那样软弱无力，在这个社会中，代与代之间的交流必然是单纯的。——因为儿童只有通过父母的中介才能与先祖有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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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原本不好理解，但想想共和国的模样，也就知道个大概……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36
如果我们仅仅研究某些人在一时一地的行为，我们又怎能确信自己已真正了解了那些人物呢？即使就那个阶段而言，这样的研究也是不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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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推广开来，就是年鉴派的总体史。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37
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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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论点当初我逢人便说，可谓影响极大。我的最初读史，可能正是因为它——尽管那时我实在是一知半解的。国人至今仍然日甚一日地不能理解自身，这里也许就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