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贤令》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 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 官无废业矣。

《举贤勿拘品行令》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 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备举所知，勿有所遗。

中国东汉末哲学家仲长统的哲学政治著作。《后汉书·仲长统传》载,仲长统“每论说古今及时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三十四篇，十余万言”。 原书已佚，《后汉书》“本传” 录有《理乱》、《损益》、《法诫》三篇。此外，《群书治要》、《意林》、《齐民要术序》、《文选》、《太平御览》等书中保存有某些片断。
《昌言》针对东汉末年的社会弊病，主张“限夫田以断并兼,急农桑以丰委积,严禁令以阶僭差，察苛刻以绝烦暴”；“政不分于外戚之家，权不入于宦竖之门”。反对“选士而论族姓阀阅”，主张“核才艺以叙官宜”。在哲学上，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反对迷信天道而背人事。
《昌言》的辑本，见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全后汉文》和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

书名。魏晋之际史学家谯周撰。原书二十五卷。约当宋元之际散佚。今有清人章宗源辑本一卷。
该书是作者为考订司马迁《史记》所载周秦以上史事之误而作，故名《古史考》。内容上主要是对《史记》所记先秦人名、史事中出现的谬误作了一些必要的纠正与阐释。成书后，时人司马彪认为谯氏的考订也“未尽善”。于是多据《汲冢纪年》里的记录，纠正了该书中已经存在的多达一百二十二条“不当”的说法。但司马氏作的考订今亦不传。

诸葛亮的《后出师表》最早就见之于《默记》。
作者：张俨 三国-吴大鸿胪

记述广南西路风土民俗的著作。宋范成大撰﹐一卷。范成大字至能﹐平江府(今江苏苏州)人。范成大素有文名。尤工诗。曾于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至淳熙二年(1175)知广南西路静江府(今广西桂林)﹐淳熙二年正月转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该书是他由广西入蜀道中追忆而作。范成大自序﹐该书为其於所到之处将方志未载之风物土宜等及边远地区的一些传闻加以合编而成。共分志岩洞﹑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志蛮等十三篇﹐每篇各有小序。详尽记载了宋代广南西路地区的风土人情﹑物产资源以及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习俗等情况﹐内容翔实﹐是研究广西少数民族的重要资料。其中志金石﹑志香﹑志草木﹑志蛮诸篇对前人之说颇多纠谬之处。原书为三卷(一说二卷)﹐今本并为一卷。《文献通考‧四裔考》中所引用者即可补今本之所缺。

乾隆三十三年敕撰，共一百一十六卷，编年记事，上起黄帝，下讫明代，清高宗亲作御批又称《御批通鉴辑览》。此书在史书中虽无特殊价值，但事赅词简，条理井然，便于浏览，在清代为一般读书人所常读之书。

原名《襄阳耆旧记》，五卷，习凿齿撰。是研究襄阳古代人文的重要历史文献。
《唐志》作《耆旧传》，《宋志》作《记》，《郡斋读书后志》曰“记五卷。前载襄阳人物，中载山川城邑，后载牧守。观其记录丛杂，非传体也，名当从《隋志》。”愚案《续汉·郡国志注》，蔡阳有松子亭，下有神陂，引《襄阳耆旧传》；《文选·南都赋注》同引之，则称《耆旧记》。刘昭生处梁代，其所见在《隋志》前，则知称《传》之名其来已久。《三国志注》多省文，称《襄阳记》（《水经注》、《后汉书注》亦同省文），其载董恢教费袆对孙权语，臣松之案：《汉晋春秋》所载，不云董恢所教，辞亦小异，二书俱出习氏，而不同若此。

《华阳国志》，又名《华阳国记》，是一部专门记述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的地方志著作，由东晋常璩撰写于晋穆帝永和四年至永和十年（348—354年）。全书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志，刘先主志，刘后主志，大同志，李特、李雄、李期、李寿、李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等，共12卷，约11万字。记录了从远古到东晋永和三年巴蜀史事，记录了这些地方的出产和历史人物。洪亮吉认为，此书与《越绝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

《汉晋春秋》，东晋习凿齿撰。五十四卷，一作四十七卷（《隋·志》）。习凿齿，字彦威，东晋襄阳（今属湖北）人。历仕荆州别驾、荥阳太守。博学洽闻，有史才。该书记述起自东汉光武帝、止于西晋愍帝二百八十一年间历史。史料价值较高。记三国史事，以蜀汉为正统，魏武虽复汉禅晋，尚为篡逆，遂以晋承汉。习氏除《汉晋春秋》外，尚著有《襄阳耆旧传》、《逸人高士传》等。今有黄奭、汤球、王仁俊多家辑本。此次整理以汤球辑本（《广雅书局丛书》）为底本。

《读通鉴论》是王夫之毕其一生心血，从69岁开始动笔写作在其逝世前才完成的一部史论。它借引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实系统地评论自秦至五代之间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分析历代成败兴亡盛哀得失臧否人物，总结经验引古鉴今探求历史发展进化规律，寻求汉族复兴的大道。全书约60余万字分为50卷，每卷之中以朝代为别；每代之中以帝王之号为目共30目， 目下又分作一个个专题；另在卷末附有叙论四篇。该书文采飞扬议论纵横新见选出论点精到，堪称传统史论中最系统最精彩的杰作，同时也全面地反映了王夫之进步的历史现和政治思想倾向。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颁布《终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终令》有三个意思，一、墓地要选瘠薄之地，不要占用良田。二、寿陵安排在西门豹西原这块土地上，不用封土，不用植树。三、照周礼和汉制陪陵，寿陵居中，诸侯前列左右，公卿大臣和有功者列后，所以墓地要宽广，能足以容纳。
两年后的春正月，曹操死于洛阳，临死前又颁布《遗令》:“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馀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台上施六尺床，下[施]繐帐，朝脯上(酒)脯(米长)糒之属，(每)月朝(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前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馀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馀衣裳，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这个《遗令》是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无意中在宫内秘阁中发现的。
魏文帝黄初二年十月，曹丕确定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安排墓葬之事。
曹丕的《终制》较之于曹操的《终令》，交代具体，叙述详细。不仅有其然，还有其所以然。
在《终制》中，曹丕表示要以尧、禹二帝之葬例作为自己的样板：“昔尧葬谷林，通树之；禹葬会稽，农不易亩，故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
他强调寿陵因山为体，不封树，不建殿园之类：“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
他视“葬”为“藏”，以让后人找不到为宜。他对尸骨、灵魂之类谈了自己的看法：“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为棺停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
他对陪葬之物作了明确限定：“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与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
曹丕还用具体事例说明了厚葬之害和薄葬之利。强调要忠以利君，不要爱以害亲。忠臣孝子，要像仲尼、丘明、释之那样，不要像华元、乐莒、明帝那样。达到“安君定亲，使魂灵万载无危”之要求。
曹丕痛述：“自古及今，无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也。岂不重痛哉！祸踪乎厚葬封树。”
关于陪葬，丕告曰：“其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盖舜葬苍梧，二纪不从。延陵葬子，远在赢博。魂而有灵，无不之也。一涧之远，不足为远。”
最后，曹丕强调不得有违此制，否则，将造成不可饶恕的恶果。
我们将这父子二人的丧葬安排，作一比较，其异其同显而易见。
其不同处：一是历史背景不同。《终制》作于公元221年，时曹丕35岁，登皇位仅一年整，百事正举，任重政繁。曹操《终令》颁于218年6月，时曹操64岁。人气逼天，大位可捻。
二是诉诸对象不同。曹操《终令》的主诉对象是待登大位的儿子曹丕。《终令》全文不过百字。寥寥数语，简而又简。不知“令”外之事，耳畔私语给了曹丕多少。而曹丕的主诉对象是曹真、司马懿等重臣，因曹丕登基仅6年就驾崩了。临终将儿子曹睿托于重臣。《终制》详述细谈约600字。惟恐有违，累论复嘱的。
三是防范对象有别。曹操的防范对象不仅有盗墓贼，更重要的是宿敌旧仇。而曹丕就少些顾虑。
相同之处：一是主导思想一致，即“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简言之“匿葬”。为什么确立这一主导思想？曹氏父子看得远，想得对。如曹丕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要想避其一“劫”，就得从长计议，须有万全之策。
二是墓制原则一样，就是要效仿尧、禹等先祖，以山为丘，不封不树，不建任何标志。
三是殓物、陪陵、祭陵之要求相同。倡薄葬不殓金玉珍宝，曹丕效父而为不走样；关于陪陵之论，曹丕不仅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而且也证明了其父的主张。其中心思想在于他的“灵魂论”，即“魂而有灵，无不之也”。意即灵魂飞扬，没有到不了的地方，陪陵远近皆宜；在祭陵方面，曹操要求子孙大臣上铜雀台“望祭”；曹丕《终制》称“礼不墓祭”，都是为了适应“因山为体”之要求，更为适应“匿葬”之要求。
总之，曹丕的《终制》，充分反映了曹操对其墓葬的有关思想。曹丕，既是曹操墓葬思想的继承者，又是曹操墓葬的操办者、保护者和第一“责任人”。曹丕沿用了曹操的“墓葬制度”。曹操《终令》的不多言不多语，是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需要，说到底是“匿葬”的需要。曹丕后来畅所欲言的表达，为我们论证曹操墓的所在提供了最高级别的“密档资料”。
在此我想进一步证明的是，“曹操墓在索井”这一立论，又一次经得住了史料的检验：这笃定的 “匿葬、以山为丘、不封不树、不建标志、望祭等”皆符合曹操墓葬思想的“本义”。可试想，这曹操葬于索井的“馍馍山”，近臣们陪葬在邺西冈，并在此设曹操的衣冠冢、祭殿及灵位，成为索井曹操西陵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何不可？更管用的是这一安排将所有操心曹操墓的人的眼神固定在了这个圈圈内，从而保证了索井曹陵的安全。这才是曹操的“硬功”所在。
“邺西曹墓论”又一次遭到了否定。只要确立了曹操的“欲人之不得见”的“匿葬”思想，“西冈葬曹”便失去了理论支撑。公开葬西冈，只不过是曹操的一个“信手之笔”罢了，这才是一个真曹操的个性表现。
距离磁县和安阳的距离大致相等，都是十五公里的样子，在漳河南岸，距离漳河桥不过200多米的样子，京广公路和铁路之间。西门豹因为治理漳河有功，很受人民爱戴敬仰，所以古代有多处祠庙，文字记载的至少有两处，这是其中的一处，除此之外，另外在现在漳河的北岸河北境内另外发现了有关西门豹祠的文物。
现存的西门豹祠，又称大夫祠，明朝《河南总志》记载是北齐天宝年间建造，但是后来考证大概建于东汉年间，北齐为后来修葺的。该祠毁于1924年毁于战火，现仅存宋、明、清和明国时的石碑，但是大部分石碑上字迹漫漶，难以辨认年代了

《曹瞒传》为古代中国三国时期吴国人所著。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书中描写的曹操多为负面，因此掩盖了很多历史，内容可信度不高。

《吴历》六卷，晋胡冲撰。冲（魏晋之际在世），汝南固始（今安徽临泉）人。胡综子。先 仕吴，后仕晋，官至吴郡太守。事迹略见《三国志》卷六十二《胡综传》注引《吴录》。此 书《隋志》不载，两《唐志》杂史类始见著录。后佚。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云：“ 《三国志》注引三十余事。《后汉书·袁术传》注引孙坚执张咨斩之一事。《文选·奏弹曹 景宗》注引诸葛恪作东关，丁奉等破北军；《辨亡论》注曹公出濡须，孙权以水军围取；《 通鉴考异》诸葛恪以张约、朱恩等密书示滕胤事，从《吴历》；又引太平元年正月立太祖庙 。《通志略》入编年类。”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卷二云：“《御览》卷一百十八，又 四百六十七，又六百六，又八百十九，均引《吴历》。”
众所周知，一般注释古书，大都专门注意训诂，裴注的重点则放在事实的增补和考订上，裴 注多出陈寿本书数倍，且其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裴注《三国志》征引是书达三十六处之 多，可见其价值。其中多有与陈寿本异者，如《孙坚传》注引杀张咨一事，与本传不同。又 如《太史慈传》注引《吴历》“慈于神亭战败，为策所得”一事，与本传大异，如此者甚多 ，裴氏已指出，具每条按语中。也有点校本无者，如《御览》卷六百六“孙皓时，吴郡民掘 地得物似银，长一尺三寸，刻画有年月字，因改年为‘天策’”一事，则点校本无，如此者 盖十一处，可作正史补充。
关于如何分卷，吴主先后有六，乃坚、策、权、亮、休、皓，窃以为胡冲《吴历》既分六卷 ，一主当为一卷，计六卷。现且将是书按吴主先后分六卷。第四十二、四十三两条未能确定 何时，故暂列于后。第四十四、四十五两条虽非是书佚文，然其中有是书所载内容，故且列 出，以防阙漏。

《季汉辅臣赞》是三国时期蜀汉大臣杨戏于延熙四年（241）所著的一篇文章，其内容为对蜀汉历代君臣的赞美及评价之辞。陈寿在《三国志》中，把这篇文章附在《蜀书》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