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3月下旬的谈话，重要精神之一是反对“右派”，一些工作组按照自己对“右派”的理解，过分严重地打击了向党委、向工作组发难者。毛泽东主张“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些工作组把有这样那样问题或所谓“问题”的同志看成“牛鬼蛇神”而加以打击。毛泽东号召批判所谓“反动学术权威”，一些工作组就狠狠打击所谓“反动学术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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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的“精神分裂”在此进一步加剧。现实情况是，毛的意见无人愿意反对，因此，承载着刘、邓路线和任务的工作组也不得不寻求毛语录的支持。但是，正如造反派不堪承受毛的理想一样，工作组在这一面上也如此不堪，以致他们只能互扣帽子，把毛的理想当成纯粹的战术武器。

6日晚，工作组开会，认为漂上来一批“闹事”的“尖子”，出笼一批牛鬼蛇神，要组织队伍追根子。这就是“六·六”事件。事件发生后，刘少奇、陶铸要人民日报社写一篇社论揭露“假左派、真反革命”，陈伯达不同意。7日、8日、9日三天，全校各系对“尖子”开了大小斗争会，并把学生李世英等人戴上高帽子游校。9日中午，李世英自杀，未遂。后来，毛泽东称李世英为“学生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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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这样的事，无怪毛泽东在群众心中的地位如此崇高！

拥护工作组者仗着人多势众，反对工作组者仗着《人民日报》社论的支持，各不相让。他们双方都引用毛泽东语录，证明自己的正确。他们也有一致的地方，那就是批斗“反动的‘学术权威’”和不包括当权者在内的“牛鬼蛇神”。工作组自然地站在拥护工作组的一边，压制或打击（甚至过重地打击）反对工作组者，犹如火上加油，反对工作组者就更加反对工作组。反对工作组者有“尚方宝剑”，人少、受压而毫无畏惧。中央报刊不间断地鼓动造反，使造反者扬眉吐气。工作组和大多数人指望中央会判明造党的领导的反者是错误的，这一天却不到来，他们越来越觉得不可理解。造反者对大多数人无可奈何，就把一切怨恨倾泄于工作组，他们甚至驱赶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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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确实背负了许多故事，由此可见一斑。

工作组的工作，注定了要遇到莫大的困难。有了《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讲清楚了一些问题，又没有讲清楚许多问题，没有讲清楚什么叫“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什么叫“无产阶级左派”，什么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没有讲清楚怎么开展“文化大革命”……工作组员来自四面八方，仓促上阵，既不熟悉学校和知识分子，也不理解“文化大革命”，认识各各不一。有一个重大问题工作组是明确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按“八条规定”办事。有一件事是工作组不敢忽略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工作组努力使得二者一致起来，实际上常常是不可调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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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组”实际背负了双方的力量。一边是毛泽东朦胧的理想，一边是刘少奇、邓小平企图化理想为现实的努力。但显然，刘、邓的转化破坏了毛理想的朦胧，把上帝之城打造得过于烟火气，终于使得两条路线的分歧愈演愈烈。

学校的动乱，就是在6月1日晚以后出现的。各地少数青年学生在上述一系列事件的直接影响下，响应号召，起来造反。造反者总的来说虽是少数，但是有恃无恐。个别学校还不一定是少数，如西安交大师生员工6月2日贴出了大字报万余张，矛头主要针对校党委。反对学校党委或党支部，批判专家、学者、权威，这些“革命行动”在高等学校中普遍发生，波及一些中等学校，不几日就使许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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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时代，任何的国家和政府，要动员中下层起来反对“既得利益者”，何其容易。

在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贴出以前，周恩来明确指示过：北大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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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语云：“崇洋媚外”。

毛泽东在《五·七指示》里，勾勒出他锁向往的、憧憬的社会。这是怎样一个社会呢？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限制和逐步消灭分工的、限制和逐步消灭商品的、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社会，是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封闭式的社会。毛泽东的构想，大体上是军事共产主义的模式……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时间已经到了60年代，怎么可以以“抗日根据地”为理想境界呢？如果说这在军队中或许可以实行的话，那末怎么可以要求全国与军队一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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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原始共产主义是毛泽东的过去，也是他的理想，脱离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他。他的时间已经到1966年，但仍活在1936年。他要重现解放前苏区的日子，就如同在资本主义的现金流下呼唤往昔的田园牧歌。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贫瘠土壤上，结出了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而追求公平、平等、正义的无果之空花。

李泽厚说：“把文化大革命简单归结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或上层最高领导的争权，是肤浅而不符合实际的。”“就这场‘革命’的发动着、领导者毛泽东来说，情况也极为复杂。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僚机器，改煤炭‘部’为煤炭‘科’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即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二者是混在一起的。”这里正确地指出了情形的复杂，而其核心是“追求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主义”，其他或居于从属地位，或由此派生。即以渴望做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而言，也与自认为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紧密关联。

他要建设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限制和批判“资产阶级权利”的、“一大二公三纯”的、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限制商品经济发展的、在分配上大体平均的、封闭式的社会主义，他要以开展“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建设这样的社会主义。他的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主张，实际上是幻想、空想，是在解决不好社会主义社会层出不穷的新问题的情况下对往昔的缅怀，是企图用过去在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解决大大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问题，其本质是保守的、落后的、倒退的，确实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潮流的抵抗；而他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却是异常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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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国学术界对文化大革命的降临的批判，其实远比今天海内外吵吵闹闹一些声响深邃得多。把毛泽东发动、中国人扩大文化大革命的成因庸俗化，是在把那个时代人用血泪写成属于全人类的教训和财富，笑嘻嘻地抹掉，并宣布：不要找我，那是他们的事，和我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