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简述王逸《楚辞章句序》的主要内容和价值。简述汉朝人评价屈原及《楚辞》的主要观点，及其对六朝人的影响。
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称赞离骚体兼风雅，与日月争光，王逸做《章句序》推衍刘安之说，认为儒家精神应当“以忠正为高，以伏节为贤”，并特意强调杀身以成仁的崇高人格，屈原的“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的精神，才是所有志士仁人应当发扬的。在王逸看来，屈原不仅在人格上合乎儒家气节，其作品的直谏精神也完全合乎诗教之旨，孔子说诗“可以怨”，则屈原作《离骚》“上以讽谏，下以自慰”，正是以“诗人之义”为依据的，王逸乃引经据典去论证《离骚》不仅“依托五经以立义”，而且也完全是“依《诗》取兴，引类譬喻”。
王逸确实由衷地表达了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尊崇，这促使他努力去化解屈赋与经学意识形态的冲突，以便替他确立崇高的地位，但他的努力其实是最终使它为经学意识形态所同化。从班固到王逸，屈原作品经历了一个从被从经学意识形态所排斥到被经学意识形态所同化的过程。直到刘勰《鞭骚》“屈原虽取熔经义，亦自铸伟辞”，屈原与经学意识形态间才出现了新的关系：它继续被笼罩在经学意识形态中，同时也呈现了与之分离的迹象。

简述孟子“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的关系？
孟子说，君子之言无不是以目前常见至近之事来表达正道的，即所谓“言近而志远”，也就是说不要拘泥于个别的具体的文字，而应当深思其意，去把握隐含在深处的作者的思想，这叫做以意逆志。“逆志”就是返回作者的意义世界，而意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为了确保释意的客观性，孟子还提出“知人论世”，即在时代背景中来了解作者，在作者的生平中来诠释文本，此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意逆志”说的缺陷，就理论上来说，“知人论世”把作品转换为一种历史文本，将它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中，使释意获得特定的语境依据，而其结果也就获得更多的客观性。

4．简析曹丕《典论·论文》在论及文体、文学批评的态度以及文章的作用与地位等重要问题上具有怎样的开创性意义？
曹丕认为除了通才之外，一般作者的才能有所偏至，不可能适应各种文体的需要，因为各种文体有其不同的特点和要求，，在曹丕之前人们对个别文体的特点做过一些概括，《典论·论文》则第一次综合性的加以说明，文体论也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人们对于文体的总体风貌、写作要求甚为重视，曹丕的概括已经反映了这一点。
论及文学批评问题，曹丕指出作者各有所长，往往以己之长轻人之短，却缺乏自知之明，又指出常人总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这些的确是文学批评中常见的现象。
论及文章的作用和地位，称之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评价如此之高，的确是前所未有，曹丕说“经国之大业”是着眼于封建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的实用性、学术性著述而言的。“不朽之盛事”则除此之外还包括了诗赋美文，包括并无政教意义的一般抒情咏物之物，曹丕对此类作品的写作投入了很大热情，同时也非常重视此类作品的写作，这是文学批评中的新现象，反映了儒家传统束缚的某种松弛，好文学自觉性的表现。

5简述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指出了哪三种不利于鉴赏批评的错误态度，什么才是正确的批评态度？
三种不利于鉴赏批评的错误态度：一是虽具有眼光，但贱同而思古，抱有轻视当代作者的偏见；二是虽有颇高的写作水平，却崇己抑人，文人相轻；三是根本不懂文章，却乱发议论。
正确的态度，首先是“博观”，所谓“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在博观之中还要比较，博览和比较是提高鉴赏批评能力的必由之路。其次《知音》提出“六观”，即从六个方面去观察批判作品，观位体，观置辞是对作品的整体考察，观“通变”“奇正”“事义”“宫商”则是从中又提出一些刘勰所关注的要点 加以考察。提出六观，让鉴赏批评者有径可循，用一种分析的态度去研究作品，而不仅仅停留在感性朦胧的印象上，便比较客观，也有利于研习文术。

6．简述箫统《文选序》是怎样确定文的标准和范围的？
《文选序》言及文体三十余种，其中有许多是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实用性作品，但都被认为是“入耳之娱”和“悦目之玩”。这表明在萧统心中不但诗赋等抒情体物之作具有审美价值、愉悦作用，而且诏诰教令等实用性文体也是如此，这实际上体现了对文辞之美——声律、对偶、词藻等的一种充分的欣赏态度，是当时一种重要的文学观念。
选录范围：萧统说所选者乃是单篇文章，成部的经子史著作均不选入。这样的编选体例，实际上是建立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基础之上的，单篇文章收录为别集、总集，归属于集部，本不与成部的经子史书相混，从中也鲜明的体现了萧统的文学观念，即所欲收录的乃是“以能文为本”即能充分体现作者才能的作品，具体来说是“综缉辞采”“错比文华”“沉思”“翰藻”之作，亦即讲究文辞的声色美之作。萧统认为经史子著作缺少那样的美，而集部的精心结撰制作具有，史书中的赞论序述则可归于讲究翰藻的篇章之中，这是骈文时代文学观念的简略而鲜明的表达。
1、司马迁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写作与人生之间建立起最坚固的纽带，它表明真正伟大的写作乃发源于生命的需求，根植于人生的体验，现代创作心理学认为当个体的意志受到现实的抑制时积极者会寻求创作这样的方式去疏导欲望，舒缓心理压力，从而避免消沉，“发愤著书”正是司马迁对这种创作心里的经验性表述。“李陵之祸”遭受的肉体创伤和精神耻辱使他转向自己的不幸人生寻求一种伟大的创造力，“发愤著书”是司马迁对于自身生命的升华和对自我生命价值的重新界定。
司马迁的精神足以引发后代写作者的共鸣，汉桓谭云“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杨雄不贫，则不能做《玄》《言》”；梁代刘勰有“蚌病成珠”之喻，唐代韩愈有“不平则鸣”之说，宋代欧阳修有《穷而后工》之论，而明代李贽则称《水浒》为“发愤之所作”。可以说“发愤著书”已成为贯穿于整部写作史的精神脉络。

4.如何理解“诗言志”与“诗言情”的文学观念，两说关系如何？
在先秦儒家文艺思想中，儒家理乐思想体系是你建立在“乐合同，礼别异”这种观念的基础上的，因此在乐的方面强调的是“情”，而当时又有“赋诗言志”的风气，“赋”其实就是对诗作纯文本解读，这种解读也是侧重于“志”的，所以在先秦，文艺的抒情性主要是在乐论中得到直接阐述的，而对于诗，用的则是“言志说”。在《论语》中，乐教论讲的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原则，而《诗》的文本，更多用于道义上的启示，至于《孔子论诗》则更明确的说“诗不离志，乐不离情”。概言之，“志”是属于诗论范畴而“情”属于乐论范畴，诗教观念与乐教观念的理论基础是有所不同。但同时，因为诗乐一体，“情”与“志”实际上又不可截然分离，二者往往可以互训，这在《孔子诗论》的具体解说中可以得到证明。
汉儒说《诗》，是以诗乐分离为背景的，《毛诗序》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原本属于先秦乐论思想，在诗乐分离的背景下，这种转换无疑包含了用诗去部分承担乐之教化功能作用的动机。虽然《毛诗序》中存在着把先秦乐论与诗论剪贴在一起的明显痕迹，但主“情”说被融合于“言志”说的倾向也是很清晰的。一方面，这种倾向保持了“志”与“情”的统一性，为“言志”注入了主“情”说的内涵；另一方面，“情”被包容于“志”，而这一点才真正体现出《毛诗序》的诗学特征。

全书文论常识。题型为填空。主要内容参见各篇论文前面的文学常识。

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尚书·尧典》
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 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周易·系辞上》
《周易·家人·象》曰： 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周易·艮·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周易·涣·象》曰： 风行水上，涣。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无邪。（《论语·为政》）
子曰： 《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
子曰：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孟子曰：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
昔者庄周梦为胡碟，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庄子·齐物论》）
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辨别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天道》）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庄子·寓言》）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毛诗序》）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
诗者，志之所之出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心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
故诗有六义焉： 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毛诗序》
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 （《史记·太史公自序》
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论》）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典论·论文》）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典论·论文》）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典论·论文》）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
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文赋》）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晣而互进。（《文赋》）
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文赋》）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文赋》）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烨而谲诳。（《文赋》）
若夫敷衽论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数，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宋书·谢灵运传论》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
古人云： 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文心雕龙·明诗》）
《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文心雕龙·风骨》）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文心雕龙·时序》）
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文心雕龙·时序》）
故知（日韦）烨之奇意，出乎纵横之诡俗也。（《文心雕龙·时序》）
观其（建安）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
自中朝贵玄，江左弥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文心雕龙·时序》）
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至如君卿唇舌，而谬欲论文……故鉴照洞明，而贵古贱今者，二主是也；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学不逮文，而信伪迷真者，楼护是也。酱瓿之议，岂多叹哉！（《文心雕龙·知音》）
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 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文心雕龙·知音》）
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文选序》）
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金楼子·立言》）
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金楼子·立言》）
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杨王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戏为六绝句·其二》）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其六》）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诗式》）
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
虽然，学之二十余年矣。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韩愈《答李翊书》）
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
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柳宗元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
二、判断（本题10分，每小题1分）

全书文论常识。

《尚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文献总集。对
今传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大约成书于殷周之际，《易传》作于春秋战国时期，作者也非一人。
《论语》的版本在西汉时有今文《鲁论》、《齐论》以及《古论》，今本《论语》为东汉郑玄混合诸本而成。
自孟子提出“知人论世”的方法后，《毛诗序》继其绪业，郑玄踵事增华，必曰某某所作，必曰所美刺者某某，将一部《诗》诠释为王道盛衰之史。
庄子的齐物论讲物我同一，对情景交融的意境理论具有重要影响。
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下》）
今传本《诗经》，就是汉学大儒毛亨、毛苌注释的“毛诗”，属古文学派。
《毛诗》在《国风》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有一段较长文字，后人称之为《诗大序》。
《诗大序》是我国诗歌理论的第一篇专论。
王逸说“《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焉”。他的《楚辞章句序》也具有 “依经立义”的思想倾向。
曹丕《论文》，从评论当世文人的角度出发，亦论及文体、文学批评的态度以及文章的作用与地位等重要问题，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文献。
后世“建安七子”之称实出自曹丕《论文》。
《文赋》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较完整而系统地论创作的文章。它从审美的角度，对创作兴感、构思、技巧等方面都作了较细致的论述，这正是文学进入自觉时代的反映。
《宋书·谢灵运传论》除阐述其声律理论外，还叙述历代文学发展，评论颇为精当，有如一篇简括的文学史，是文学批评史上的著名文献。
《原道》是《文心雕龙》的第一篇。最后一篇为《序志》，即作者自序。
《文心雕龙》为刘勰齐末在定林寺中撰成，凡五十篇。
自《神思》至《总术》十九篇则打通各种文体论述写作中的诸项问题。
《文心雕龙》前五篇《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论述所谓“文之枢纽”，提出关于写作的基本思想。
《文心雕龙》自《明诗》至《书记》二十篇分体裁评论历代文章的发展，并指出各体文章的写作要领。自《神思》至《总术》十九篇则打通各种文体论述写作中的诸项问题。
《文心雕龙》自《时序》至《程器》五篇为批评论。
《文心雕龙》体大思精，对先秦至南朝前期尤其是魏晋以来有关文学、文章的论述作了全面的总结，并加以作者本人的深刻理解和分析、发挥，既有指导写作的实践性品格，又颇有理论色彩，为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最重要的文章学、文学理论著作之一。
钟嵘《诗品》为评论汉代至梁的五言诗人的专著，也是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诗论著作。
清人章学诚誉《诗品》为“思深而意远”的“百代诗话之祖”。
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撰《文选》三十卷，撰有《文选序》和《陶渊明集序》。
《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的作者是陈子昂。
唐宋以还，以绝句形式论诗者甚多，杜甫的《戏为六绝句》是其中最早的。
在唐人诗法著作中，《诗式》是相当重要的一种。《诗式》著于贞元初年，作者皎然是一位僧人。
《答李翊书》此书当作于贞元十七年（801），时韩愈三十四岁。李翊是韩愈的弟子。对
《与元九书》是白居易元和十年（815）冬被贬江州司马初到任时写给诗友元稹的信。信中比较全面地谈了自己写作讽谕诗的经过和想法，可说是白氏讽谕诗理论的重要文献。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作者是柳宗元。宗元被贬南方，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宗元为师，韦中立便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