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制度在西欧的产生，得益于古罗马的隶农制庄园与日耳曼氏族扈从队之间的融合。在日耳曼人入侵之前，罗马帝国境内就有许多贵族和大领主，他们世袭占有庄园，使用奴隶进行生产。但由于罗马帝国存在中央集权力量，领主们未能正式割据。日耳曼人入侵后，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瓦解，奴隶制也随之崩溃，但领主庄园制却得以存续。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建国称王，将土地庄园及其附属人口（农奴）分封给各扈从队首领，赐以公、侯、伯等爵位；诸侯又将分封所得的采邑“次分封”给属下的武士，赐以子、男、骑士等爵位。于是形成了一种国王高居最上层，中间有各种爵位不等的世袭贵族，农奴或农民居于最下层的一种金字塔式的封建等级制度。

为了应付频繁的战争，扩大自己的骑兵队伍，查理·马特进行了采邑改革。此后，封建制与采邑开始普遍结合，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的封君封臣关系。封臣取得采邑成为惯例，封君不能任意回收，采邑事实上成为封臣的世袭地产。作为获得土地的代价，封臣要积极地效忠封君，并为之服兵役或提供军资金。而相应地，封君也要对封臣尽保护和维持的义务，前者往往意味着战争，而后者曾经是直接提供金钱衣食，但随着采邑制的推进也逐步演变为发放世袭的封土。

西欧的封建制度在宗旨和结构上与中国的封建制有明显的差异。它是在中央集权崩解后出现的，由于战乱频仍，匪盗横行，民众需要地方上我有强权的贵族出面保护，强权者则通过提供保护以赢得对民众和土地的控制，于是彼此建立一种契约关系——封建领主对附庸提供治安，附庸则把土地及种种权利交付给封建领主，以赢得庇荫。故西欧封建制可称之为“契约封建制”，其含义包括强权者对弱者的“保护”和弱者为强权者“服役”两个层面。而中国西周的封建制，它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周人对新占领土，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征服与殖民。作为军事征服者的周天子将土地与人民封赐给子弟功臣，臣属继续往下作“次分封”，领主与附庸间没有契约可言，而是由宗法关系相维系，通过血缘纽带及血亲伦理实现领主对附庸的控制，因此可称之为“宗法封建制”。前者与后者相比，具有浓厚的法律色彩，因此当feudalism最初与16世纪开始被研究时，一直是法学家关注的对象。

伊斯兰教诞生前夜，阿拉伯半岛处于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原始社会末期。南部的塞白人的文明已经衰落，北部的贝杜因人一直从事游牧，在沙漠中过着动荡、贫乏的生活。各氏族、部落为争夺有限的牧场、水源和生存空间，经常相互劫掠和战争。氏族内部的贫富分化也加剧，社会动荡不安，再加上波斯人和埃塞俄比亚人对南部半岛的入侵，使得整个阿拉伯半岛处于动乱之中。

在这样的阿拉伯半岛上，多神教和偶像崇拜盛行。犹太教和基督教传入后，也有部分阿拉伯人信仰，随着时间推移，一神教观念日益发展。到伊斯兰教产生前，具有一神教意义的“哈尼夫”运动开始扩展。

穆罕默德大约于公元570年出生在麦加，是统治麦加的古莱西部落的一个没落的分支后裔。在那个时候，这座城市是阿拉伯的经济中心和宗教中心，有实力的古莱西贵族控制城市议会组织，掌握着麦加的统治权和祭祀权，操纵商业贸易。他的童年生活不幸，幼年丧失父母，做过牧童，稍长岁叔伯经商，积累了丰富的见闻。大约25岁时，受雇于麦加的一个富孀赫蒂彻，不就与其结婚。富足的生活使他有更多的精力思考社会和人生，这一时期，他经常到麦加附近的希拉山洞里沉思冥想。终于在610年的某一天，他接受了“神的启示”，让他作为安拉的使者向众人传播真理，要世人摈弃偶像崇拜，尊奉独一的真主安拉。

很快，穆罕默德在麦加发展了第一批信徒，然而却触动了麦加贵族的利益。他们担心伊斯兰教的兴起会使麦加失去作为宗教中心的地位，从而影响贸易，而伊斯兰教教义和伦理也将威胁他们的统治。于是贵族们采取各种手段迫害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徒，直到公元622年穆罕默德逃出麦加，迁往麦地那，史称“希吉拉”——这一事件在日后成为伊斯兰教历元年的标志。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乌马”，成为穆斯林的宗教领袖、政府首脑和军事统帅。

在此之后，经过多次对麦加的战争和较量，穆罕默德逐渐取得上风。公元630年，麦加贵族迫于形势，最终接受了伊斯兰教的权威。这一事件标志着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的胜利。不久，穆罕默德又征服了许多地区和部落，到632年他去世时，阿拉伯半岛已经大体归于伊斯兰教的统一之下，一股新兴的宗教力量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