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中国专制说”是从哪儿来的？"

从梁启超的时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每当人们谈到中国古代以至于中国现代的政体时，“专制主义”恐怕是最常用的标签。相当多的人认为，中国的专制主义是从秦朝开始的；还有一些人认为，早在夏商周三代，中国已经是专制政体了，不仅中国政体是“专制”的，中国文化也是“专制”的。

“专制”这个概念几乎控制了我们对中国历代政治与中国当代政治的想象，有点像沙特讲过的“词的霸权”，2008年，清华大学的侯旭东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这篇文聿的第一节回溯了西方的“专制政体说”与“中国专制说”；第二、三节梳理了中国人接受“中国专制说”的过程。这篇文章在史学界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批评者坚持认为，中国历代政治都是“专制”的，这个标签恰如其分。那么作为始作俑者，孟德斯鸠的“中国专制说”到底成不成立呢？

把专制政体作为一种主要政体类别是从孟德斯鸠开始的。而“专制”这个词早在古希腊就有了，它当时主要是指一家之主对其家奴的统治方式，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是西方政体分类学说的集大成者，但在他的著作中，专制政体并不是主要类别，亚里士多德政体分类的基础是他对古希腊170多个城邦宪制的观察。这170多个城邦，大概相当于我们现在170多个村庄或集镇，每个城邦几千人或几万人。如柏拉图认为，理想城邦的规模应该以城市中心广场的容量为标准，限制在5040户以内。在小小的希腊半岛上，亚里士多德见过 很多政体，但没有见过“专制”政体，他也没到过古希腊以外的地方， 只是对波斯等地有所耳闻。那时交通不便，更没有现代通讯工具，他无 法判断自己听说的东西是否可靠，但这并不妨碍他把“专制”的帽子扣在所谓“蛮族”头上，因为他认为，希腊人热爱自由，而所有（非希腊）的野蛮民族都比希腊民族富于奴性、，而亚洲蛮族又比欧洲蛮族更富于奴性；奴性使蛮族愿意忍受专制统治而不起来叛乱。换句话说，专制政体是适合带有奴性民族的政体。

虽然亚里士多德关于“专制”的说法没有经过实证检验，但从他开始，西方的哲人便把“专制”与“东方”（或“亚洲”）连在了一起。

生活在15、16世纪之交的马基雅维利（1461—1527）在《君主论》中区分了两种政体：“一种是由一位君主以及一群臣仆统治一后者承蒙君主的恩宠和钦许，作为大臣辅助君主统治王国；另一种是由君主和诸侯统治一后者拥有的那种地位并不是由于君主的恩宠而是由于古老的 世系得来的。”前者以土耳其皇帝为例，后者以法兰西国王为例，马基雅维利当然也没到过东方，虽然他在这里没有使用“专制”这个词，但意思与亚里士多德差不多。六十年后，法国思想家博丹（1530—1596）在《共和六书》中再次把法国君主政体与亚洲的专制政体（他称之为 monarhie seigneuriale）区分开来，后者存在的一个前提是人民的奴性十足。

由此可见，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专制政体”是专门用于“东方”国家的一种标签。而那时西方思想家所谓“东方”，主要是指西亚，尤其是波斯、土耳其、印度，后来又不经任何验证延伸至东亚，包括中国。现在中国人往往对“专制”与“暴政”不加区分，而西方思想家一 般会加以严格区别，暴政（tyranny）可以用来形容任何地方的坏君主个人的行为，但是“专制”（despotism）是专门用来形容东方政体的，叫作“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他们想象的东方是由奴性十足的人民组成的，只有在这种社会里，才适用“专制”。

在孟德斯鸠以前，西方的哲人都不曾把“专制政体”作为一种主要政体。今夫人们使用的“专制政体”概念是从孟德斯鸠那儿来的（梁启超依据的便是孟德斯鸠）；是他第一次把“专制政体”当作三种主要政体即共和政体（再分为责族政体与民主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之一。他的《论法的精神》一开篇就讲到政体。

说实在的，孟德斯鸠对政体的分类十分奇怪，让不少熟悉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学者（如伏尔泰、涂尔干）一头雾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划分政体都有简单明了的标准，如统治者的人数、是否实现法治、统治者 是执政为公还是执政为私。而盂德斯鸠的概念比较乱，逻辑不清。一方面，如果依统治者的人数划分政体，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应该归为一类，贵族政体与民主政体则应该严格分开。另一方面，如果他想为政体分类引入法治或伦理标准，他不仅应该把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分开，还应把贵族政体与寡头政体分开，把民主政体与暴民政体分开。

中国社科院的许明龙先生大概是中国最权威的孟德斯鸠专家，他于2007年推出了《论法的精神》的新译本。他在“译者附言”中说：“单就词义而言，君主主义与专制主义在汉语中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现代汉语词典》对‘君主专制’的释义是：‘君主独揽国家政权，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治制度’，对‘专制’的释义是：‘君主独自掌握政权。’辞典的释义如此，人们通常的理解也是如此，很少有人会注意辨析这两个词的差异。因为在我们看来，只要是一个人掌握政权，那就是专制，例如，我们绝不会把陏炀帝在位时期的政体称作专制政体，而把唐太宗在位时期的政体称作君主政体。”许先生在另一个地方说得更直白：“我们的理解是正确的，君主制与专制制本来回事，只是君主专横的程度略有不同而已。”由此可见，在中文语境中，孟德斯鸠的政体划分更容易产生混淆.

《论法的精神》不仅概念混乱，而且写得很长、很乱，上下古今无所不包，像是杂乱无章的读书笔记或随想录。作为译者的许明龙先生这样评价它：“《论法的精神》内容十分庞杂，结构凌乱，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耐心，难以卒读。”乱归乱，这本书的主要论点还是很清楚的。第一，政体非常重要。国家的政体影响它的一切；包括教育、法律、简奢、妇女地位、自由、税收等等。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一直到今天的西方政治思想界一直认为政体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反复讨论政体问题的原因。只不过很少人像孟德斯鸠那样把什么都跟政体扯到一起，是彻头彻尾的政体决定论。第二，政体与气候有关据孟德斯鸠讲，东方（孟德斯鸠的书里一会儿用“东方”，一会儿用“南方”，一会儿用 “亚洲”，让人不知所云）比较热，因此那里的人们很顺从，不敢反抗压迫；西方比较冷，因此那里的人们喜欢自由，敢于反抗压迫。这是一种毫无证据、毫无逻辑的断言、人们奴性强的地方产生专制政体；爱好自由的人不可能接受专制政体。这可以叫做气候决定论。看来孟德斯鸠对别国的气候了解不多，大家想想，地处小亚细亚半岛的土耳其与地处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希腊隔海相望，气候能有多大差别？即使与法国比，土耳其的气候能热到哪里去？如果气候真能决定政体，一切差别该如何解释？我们只能说孟德斯鸠的气候决定论不过是想当然耳。

那么盂德斯鳩所说的“专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许明龙先生说得很对，在孟德斯鸠那儿，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政体，“君主政体是由一人以固定和确立的法单独执政的政体；专制政体也是一人单独执政的政体，但无法规，全由他的个人意愿和喜怒无常的心情处置一切”。除此之外，专制政体还有以下特点：第一，它只存在于“东方”；第二，它不仅是一种政体，也是一种社会形态，即那里的人民天生都是奴才，只配用专制的方式治理。当中国人把孟德斯鸠牌“专制”的帽子拿来就往自己头上扣时，他们是否意识到孟德斯鸠的专制学说还包含了这些内容？大部分使用孟德斯鸠概念的人也许对他的论点只是道听途说，从未认真读过《论法的精神》。这样糊里糊涂地把一套奇奇怪怪的理论拿来就用，实在是害死人。

孟德斯鸠的专制主义理论不仅论点荒谬，论据更是站不住脚。其实，孟德斯鸠有关专制政体的证据主要不是来自中国；只不过，我们中国人更关心他怎么讲中国，结果给人的印象好像中国是孟德斯鸠的主要证据。实际上，在他讨论专制政体时，讲得最多的例子是土耳其、伊朗、印度，因为这些地方离欧洲近一些，当时西方的游客们，传教士也罢，商人也罢，去得最多的是这些地方，还不是中国。孟德斯鸠本人当然没 有到过这些地方，知识完全来自书本。问题是，即使依据当时有限的书本信息，这些东方国家，尤其是伊斯兰国家的情况也十分复杂，有些方 面似乎暗合专制政体的特征，但另一些方面却完全与专制政体的特征挨不上。比如，土耳其被孟德斯鸠当作专制政体最典型的范例，然而，那时英国驻土耳其大使的夫人（Lady Mary Wortley Montagu）却依据自己的—手观察得出相反的结论。她认为，土耳其臣民享有比英国臣民更多的自由，土耳其法律的设置与执行比英国法律更佳。更有意思的是，孟德斯鳩的老乡，法国驻土耳其大使（Comte de Choiseul-Gouffier）这样比较土耳其与他的祖国：“在法国，国王是唯一的主人，这里的情形却不一样。在这里，国王必须垂询阿訇、法律相关人员、高官以及退职高官。”《论法的精神》出版以后，相当多的人便指责孟德斯鸠对土耳其、伊朗、印度的描述太离谱。过去几十年，又有一大批研究表明，孟德斯鸩使用的论据太片面。这里的关键是孟德斯鸠使用论据的方法。我们可以将之称为主题先行：先有关于专制政体的结论，再找证据；符合自己结论的证据不管多荒谬都拿来使用；不符合自己结论的证据要么干脆不用，要么加以贬低。如果今天学术界有人用这种方法做学问，一 定会让人看不起，千夫所指。

说到中国，孟德斯鸠首先断定它是专制政体，并随手找了一些材料作为证据。他的不少所谓证据都是些天方夜谭似的海外奇闻，如“中国人根本没有荣宠观念”，“所有的文官武将都是太监”，“斯巴达允许偷窃，中国允许欺骗”，“那里的妇女与男子绝对分开”，“日本人和中国人几乎仅以鱼类为食”，“法律允许出卖或丢弃孩子”。他对台湾的认识更是离谱：“福摩萨人相信有一种地狱，不过，这个地狱是用来惩罚以下这些人的：在某些季节中没有赤身裸体的人、不穿丝绸而穿布衣的人、拾牡蛎的人、做事之前不先问卜于小鸟的人。所以，他们不但不把酗酒和调戏妇女视为罪恶，甚至反而认为，子女们的放荡行为能博得神明的欢心。”

不过，当时能看到的绝大部分材料并不支持他的中国专制论。这一定让孟德斯鸩感到颇为难堪。于是我们看到，在《论法的精神》中，他说着说着就会讲中国是一个例外。例如，他断定“专制政体不需要监察官”，但马上接着说，“这条常规对于中国似乎是个例外”。又如，他断定“专制政体国家里根本没有基本法，也没有法律监护机构”，但注意到“中国最初的立法者还是不得不制定优良的法律，政府也不得不遵守这些法律”。再如，他断定“共和政体需要美德，君主政体需要荣宠，专制政体则需要畏惧”，但发现中国立法者“把宗教、法律、习俗和风尚融为一体，所有这些都是伦理，都是美德”。在书中，我们不时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情况与共和政体和君主政体相同”，“中国的政体没有达到它所应该达到的腐败程度”，宽和政体出现的地方“主要有三类：中国美丽的浙江省和江南省、埃及和荷兰”。为了弥合其论点与论据之间的鸿沟，盂德斯鸠最后得出了一个看似怪异的结论：“中国的政体是一个混合政体，因其君主的广泛权力而具有许多专制主义因素，因其监察制度和建立在父爱和敬老基础之上的美德而具有一些共和政体因素，因其面定不变的法律和规范有序的法庭，并视坚忍不拔和冒险说真话的精神为荣耀，而具有一些君主政体因索。这三种因素都不占强势地位，源自气候条件的某些具体原因使中国得以长期存在。如果说，因疆域之大而使中国是一个专制政体国家，那么，它或许就是所有专制政体国家中之最佳。”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不知所云？

其实，由于当时信息阻隔，孟德斯鸠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论点、论断也许可以理解，问题是他的这些论点、论断被西方一些后来的思想家不假思索地继承、发挥，在“专制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推出了诸如“极权主义”、“威权主义”的理论。更成问题的是，孟德斯鸠的学说被介绍到中国以后，他提出的“专制”概念（以及后来的“极权”、“威权” 概念）在相当大程度上遮蔽了我们对古代中国以至于现代中国的想象，似乎异常复杂的中国古代政治与中国现代政治可以简单地用一两个有关政体的名词概括。说到底，孟德斯鸠学说的最大影响在于其政体决定论。孟德斯鳩不喜欢民主，认为只有受到贵族制约的君主政体才是个好政体（因为他本人就是贵族出身）。今天的人们喜欢这种君主政体的人恐怕不多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遵循孟德斯鸠的思路，导出新的政体决定论：只有以多党竞争为特征的所谓“民主”政体才是好政体；一切其他的政体都或迟或早必然垮台。

其实，即使在西方，从政体的角度去分析政治现象也是问题重重。因为政体思维有三大缺陷。

第一，把全方位观察复杂的现实化约为只看一两个简单的指标。最早的政体划分只用主权者的数量为指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了解仅用主权者人数划分政体之不足，加人统治者的执政方式（是否以法治国）与执政目标（是否天下为公）。即便如此，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政体进行分类后，对其中任何一类都不甚满意，混合政体于是成为了一种选择。柏拉图认为他划分出来的六种政体都有毛病，都不是合适的选择。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也讨论了各种政体的缺陷。在他看来，创造一种混合不同政体特征的混合政体是一条出路。

尤其是当政治实体的规模扩大以后，再采取任何一种纯粹的政体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政体思维也失去了意义。希腊人波利比乌斯（约公元前200—前118）被带到罗马后马上认识到，大多数现实世界里的政府采取的都是混合政体，罗马共和国就是这样一种混合了君主、贵族、民主三种成分的政体。他同时把斯巴达也看作这样的混合政体。波利比乌斯对西塞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塞罗以罗马共和国为例，力主混合政体才是最好的政体。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时期，波利比乌斯与西塞罗关于混合政体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思想家，如霍布斯、洛克、维科、卢梭、康德。共和主义就是这种影响的产物。美国宪法设计的政体（代表君主成分的总统、代表贵族的参议院、代表民主成分的众议院）与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政体（代表君主成分的女王、代表贵族成分的上议院、代表民主成分的下议院）依据的也是混合政体的理念。其实，孟德斯鸩鼓吹的所谓“君主制”根本不是纯粹的君主制，而是君主制与贵族制的混合物，因为身为贵族的孟德斯鸠特别强调贵族在这种政体中的 作用。与其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孟德斯鸠强调的不是权力的混合，而是权力的区隔（the seperation of powers），仿佛把不同的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严格区隔开来是可行的；他也因此而著名。实际上，在当今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任何纯而又纯的政体，真正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也是不现实的。西方国家总是标榜自己是“民主制”，这让当今世界最知名的雅典民主研究者之一、丹麦人莫恩斯·赫尔曼·汉森（Mogens Herman Hansen）看不下去，他于2010年发表论文证明：西方所谓“民主”国家无一例外都是混合政体，包含了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成分，只不过有的国家这种成分多一点，有的国家那种成分多一点；而孟德斯鸠式的三权分立理论对我们理解当代西方政治体制毫无帮助。

第二，重形式、轻实质。政体思维隐含着一个未加言明的假设：政权的形式决定政权的实质。各国的历史与现实证明，这个假设根本不成立。正因为这个假设不成立，在讨论现实政治时，我们看到习惯政体思维的人不得不在所谓政体前面加上各式各样的形容词。

比如，抽象讨论民主政体时，一些人也许认为这个概念很清楚：它指的是以竞争性选举为特征的政治制度。然而，历史上和现实中有竞争 性选举的政治制度很多，它们在实质上千差万别。面对复杂的现实，为 了区分实质不尽相同的“民主”政体，人们发明这样一些带形容词的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选举民主）、authoritarian democracy（威权民主）、neo-patrimonial democracy（新世袭民主）、military-dominated democracy（军人主导的民主）、proto-democracy（原生民主）、pseudo-democracy （伪民主）、virtual democracy（虚拟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非自由民主）、restricted democracy（受限民主）、controlled democracy（受控民主）、limited democracy（有限民主）、oligarchic democracy（寡头民主）、elitist democracy（精英民主）、elitist-pluralist democracy（精英多元民主）、low-quality democracy （低质民主）、semi-democracy（半民主）。除此之外，也许我们还可以加上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去掉这些形容词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因为这些被叫作“民主”的政治体制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但加上这些形容词本身就说明，仅看政权形式是多么片面。

同样，谈到威权主义政体，少了前缀的形容词也难以深入。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些带形容词的威权政体：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官僚威权体制）、closed authoritarianism（封闭威权体制）、hegemonic authoritarianism（霸权威权体制）、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竞争性威权体制）、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民粹威权体制）、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选举威权体制 ）、hegemonic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霸权选举威权体）、durable authoritarianism（持久威权体制）、inclusionary authoritarianism（包容性威权体制）、open authoritarianism（开放式威权体制）、semi-authoritarianism（半威权体制）。

对比这两组带形容词的政体，不少人可能会十分困惑：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与 authoritarian democracy哪一个更民主？semi-democracy与semi-authoritarianism有什么区别？仅看政治体制的某一形式特征到底有什么意义？

第三，因为只关注一两个指标、只关注形式，政体思维很容易忽略政治体制其他方方面面的变化，导致用静止的眼光看变化的现实。例如，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过去30年，中国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实际上，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清楚，中国政治在过去3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变革。为什么一些人对此视而不见呢？因为他们是用政体思维看中国。在他们看来，只要中国没有出现两党或多党竞争的局面（所谓“民主政体”的标志性特征），其他任何变化都不算政治变革。这是典型的一叶障目。

与国内某些学者一样，大部分研究中国政治的西方学者也难以摆脱政体思维的羁绊，在他们的研究中，贴在中国脑门上常见的标签是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政体）、leninist party state（列宁式政党国家）、authoritarianism（威权主义政体），其中“威权主义政体”最为时髦。然而，世界上可以被叫作“威权主义”的政体太多了，中国的所谓“威权主义”显然与其他那些“威权主义”大相径庭。即使只看中国，这个时期的所谓“威权主义”又与其他时期的所谓“威权主义”差别巨大。由于一个简单的“威权主义”标签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于是，在当代中国政治研究中，我们就看到了一大堆带形容词前缀的“威权主义”，其中最有影响力，并至今被不少国内外学者引用的概念是由李侃如（Kenneth G. Leiberthal）与奥森伯格（Michel Oskenberg）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碎片式威权主义）。

除此之外，还有soft authoritarianism （Pei Minxin）、revolutionary authoritarianism（Liz Perry）、flexible authoritarianism （Jean-Pierre Cabestan）、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Andrew Nathan）、adaptive authoritarianism （David Shambaugh）、populist authoritarianism （Edward Friedman）、legitimate authoritarianism （Gunter Schubert）、responsible government under authoritarianism condition （Linda Li）、authoritarian yet participatory （A study commissioned by the German Government）等等，不一而足。奥森伯格已于2001年病故，辞世前他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承认，“任何一个只言片语都无法抓住中国政治体制的特征”；各种流行的标签，包括他自己前几年提出的“碎片式威权主义”都难以把握中国复杂的政治现实，因为它们都是“静态”的概念。

在一篇分析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模式变化的文章中，我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政治的逻辑已经完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西方舶来的‘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分析框架则完全无力把握中国政治中这些深刻的变化。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个标签像狗皮膏药一样往往被随处乱贴，从晚晴时代开始，一直到民初时代、军阀时代、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无一幸免。中国政治在此期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贴在中国政治上的标签却一成不变。如此荒唐的概念与其说是学术分析工具，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诅咒。现在已经到了彻底摆脱这类梦呓的时候了。”

（本文为王绍光教授“政体与政道”一文片段，全文收录于《理想政治秩序：中西古今的探求》（第七届文化论坛年会论文集，王绍光主编，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本文由作者授权观察者网转载，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