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那个拉丁桥边的爱国愤青

1914年6月28日上午10时，塞尔维亚青年普林西普在萨拉热窝的拉丁桥边向奥匈帝国的斐迪南大公夫妇射出了两颗费效比极佳的子弹，大公夫妇随之毙命，而随后倒下的，还有100万塞尔维亚人以及1200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人们。

与教科书中所述的内容不同，普林西普并不是当地人（也就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简称波黑）眼中的“民族英雄”，在行刺行动之后，愤怒的萨拉热窝市民当场擒住了这个“爱国者”，警察不得不把他与波斯尼亚人拉扯开来。

波斯尼亚人的这种态度并不令人匪夷所思，因为从1643年开始，波黑就是东正教塞尔维亚、穆斯林土耳其、天主教奥地利的争夺之地，三者之间，塞尔维亚既不强大，也不富足，同时更不具备文化上的感染力——它们最拿手的，仅仅是“同属斯拉夫民族”这个空洞无物、但足以慷慨激昂的民族主义大旗。与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者相反，斐迪南大公夫妇却没有道理遭致痛恨，这个酷爱狩猎的奥地利贵族虽是帝国的继承人，但其不功名利、平易近人，甚至为了他的爱人——出身低微的苏菲女伯爵——放弃了子女的王位继承权，成就了“爱美人不爱江山”的爱情佳话，更重要的是，他对波斯尼亚的独立倾向，一直持一种宽容、理解的态度，以至于他反倒成了波斯尼亚人的父母官、奥匈帝国鹰派人物的眼中钉——塞尔维亚愤青普林西普所刺杀的，一个是奥匈帝国鸽派的代表人物，另一个则是哈布斯堡皇室痛恨不已的下层外来户——所以说，这两枪打得有何意义，实在有些不明不白。

但是民族主义所培养的那些爱国愤青可不这么想，这班人考虑问题的方式就是：杀了奥匈的高官，就是打击了奥匈帝国，至于这个高官是什么地干活，则没有必要考虑；同理，他们也认为，波斯尼亚人属于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也属于斯拉夫人，塞尔维亚要“大国崛起”，那么就一定要把波斯尼亚从奥匈帝国手里抢过来，至于波斯尼亚人愿不愿意、或者抢过来之后能不能管理好这片土地——则不是他们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他们能够考虑的）。

塞尔维亚就是这样患上了巴尔干半岛上常见的“大国综合症”，这个国家在历史、文化上比不了希腊，经济上又与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相距甚远，但野心却无人能及，这个深居巴尔干核心位置的国家，冥冥中似乎有一种代表南斯拉夫人根本利益的“历史使命”（这一点很像俄罗斯自诩的“天命”），于是在自己的国家还未走上正轨的时候，便忙不迭地开始了“输出革命”——难怪这个国家与俄罗斯总是惺惺相惜、投怀送抱。

讽刺的是，在普林西普刺杀了斐迪南大公之后，弹冠相庆的竟然是德国的威廉二世和奥匈的好战人物（如奥匈帝国总参谋长赫特岑多夫）——他们都认为挑起战争最好的借口来了，而较之协约国，同盟国的准备更充分，胜算更大（一战的历程说明了这个判断多少有些道理），而被吓破胆的反而是塞尔维亚的帕西奇政府，面对奥匈帝国随之提出的一连串赔偿条件（一共十项要求），若不是俄国背后撑腰，它本来是打算全盘接受的；俄国也在为这一事件懊悔不已，因为它们并没有做好打仗的准备（他们对塞尔维亚驻俄公使说“我们建议塞尔维亚政府要非常慎重地对待那些能够增加反塞情绪并造成危险局面的问题”），沙俄在此之前曾秘密扶植普林西普所在的“黑手会”，显然是想让这班人为其火中取栗，但发现这支敢死队很有可能把自己也拉下水后，俄国便狠踩刹车，停止了资助——可惜为时已晚。

塞尔维亚伟大的爱国愤青普林西普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那两枪给世界造成了多么大的混乱——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7月30日，俄国开始战争动员；8月1日，德国对俄宣战；8月3日，德国对法宣战；8月4日，英国对德宣战；8月6日，奥匈对俄宣战；8月12日，英国对奥匈宣战——萨拉热窝事件就像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击，撞倒了欧洲维持了半个世纪的相对和平。

可怜而又可悲的塞尔维亚为自己的民族主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因为它的军队并不如同它的野心那样强大，在成功地抵挡了奥匈帝国漏洞百出的几轮攻势之后，随着德军的来到以及保加利亚（这个国家号称“巴尔干的普鲁士”，以穷兵黩武而著称）的参战，塞尔维亚彻底崩溃了——直到一战末期，塞尔维亚的大部分领土仍被敌人所占领。

1918年末，德国战败投降，塞尔维亚人重新回到了巴尔干，这场战争本不属于塞尔维亚，它的分量亦无足轻重，对战争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但它却为此付出了45万军人和65万平民的生命，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死亡率位列各交战国之首——这一代价是令人惊讶的，普林西普为了一片法理上不那么站得住脚的“失地”（波黑的塞族比例仅为三分之一左右），刺杀了一个温和的外国贵族，换来的却是无数国民的死亡，此种“爱国”真是匪夷所思。

值得一提的是，奥匈帝国对待普林西普这个刺客，倒也没有丧心病狂地处以极刑（奥匈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甚至还赦免了另外两名刺客），而是将其关押在监狱里，其间还为他做了一次手术，直到1918年4月，这个塞尔维亚的“爱国者”终于由于肺结核死于狱中，年仅24岁。

普林西普同志的“爱国”虽然“爱”死了一百万同胞，但他毕竟是为了响当当的民族主义而献身，无论付出了多么大的牺牲，塞尔维亚人好歹扬眉吐了一口气（对于民族主义者来说，能够扬眉吐气一把，便尽可以忘却其代价了）：1918年12月，“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也就是后来的“南斯拉夫王国”）成立，从国名来看，“塞尔维亚”排在了第一位，而且他们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波斯尼亚，甚至还把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收入囊中，可谓风光一时。此时奥匈帝国已烟消云散，普林西普也终于名正言顺地成了英雄。1920年，普林西普的遗骸被迁入萨拉热窝的荣誉公墓，其上演“爱国壮举”的那座拉丁桥也改名为“普林西普桥”。

可惜的是，历史并不总是向着某些理想主义者设定的方向前进，塞尔维亚人把持的“南斯拉夫王国”并非就此铁板一块，它的各个民族从来也未像童话中所说的那样“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经济发达的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不满塞尔维亚的统治，波黑、科索沃的穆斯林也异常反感“大塞尔维亚”的滥觞。1941年4月6日，纳粹德国入侵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军队中的非塞尔维亚人立刻离心离德，反戈一击，在“闪电战”前，南军迅速分崩离析。萨拉热窝沦陷之时，普林西普再次被打成叛国者，那些“英雄陈迹”被纷纷扫除。在德国人的庇护下，师从于“大塞尔维亚主义”的“大克罗地亚主义”甚嚣尘上，他们成立了恶名昭著的“乌斯塔斯”，这班人屠杀起塞尔维亚人来，比德国人、奥匈人更加残酷无情（德国占领军甚至为此多次向“克罗地亚独立国”政府提出抗议）。

当南斯拉夫游击队配合苏联红军把德国人第二次赶出国土之后，普林西普再次恢复了“民族英雄”的“身份”，作为一个克罗地亚人，铁托深知“大塞尔维亚”的危害，但是毕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是旧南斯拉夫王国的继承者，如果仍把普林西普打入冷宫，那就太傻了，于是在1977年，“普林西普桥”再次得名，普林西普当年持枪站立的地方被用水泥浇铸成脚印的印模，旁边的铭文写道：

“1914年6月28日，加弗利洛·普林西普就是从这个地方刺杀了奥地利斐迪南皇储及其夫人索菲亚王妃。”

历史有趣但又公正的地方在于：它从来都会教那些荒谬的行为露出马脚——无论时间早晚，也会为骇人听闻的事情书写定论——无论它曾披上什么样的华贵外衣。铁托凭借着高超的政治智慧维系了几十年的南斯拉夫，终于在重重民族矛盾之中轰然倒塌了，“大塞尔维亚”再次蹦了出来，但此时的世界，已经不是奥匈帝国、德国、苏联张牙舞爪、用大炮说话的那个丛林时代了，米洛舍维奇、卡拉季奇之流再次带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坦克滚滚而来，迎接他们的，却是自由和民主的坚强抵抗。1992年，萨拉热窝被波黑塞族所包围，这一围困竟然持续到了1995年“岱顿协定”的签署为止，这漫长的三年多时间里，萨拉热窝成为了一座死城，却没有被攻陷。围城期间，波斯尼亚人深切地体会到了塞尔维亚“斯拉夫同胞”的“深厚情谊”：作为“侵略者”的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视察的时候尚知慰问孤儿院，拜谒教堂，而如今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竟居高临下以狙杀到河边取水的儿童为乐，并且有计划地炮轰市内的一切文化古迹——这在酝酿了辉煌文明的欧洲，在民智已开的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世像！

就这样，“大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终于被其倡导者自己毁掉了名声，也让1914年的那个“先行者”声名狼藉，在签署“岱顿协定”前夕，美国巴尔干问题特别代表霍尔布鲁克来到了萨拉热窝，当他行至“普林西普桥”时，他说道：普林西普，是一个恐怖分子。

岂止是普林西普呢？米洛舍维奇、卡拉季奇、姆拉迪奇这些“塞尔维亚民族英雄”，在风光一时之后，皆成为了遭人唾弃的过街老鼠——他们要么在海牙“杀身成仁”，要么远遁深山老林“英雄不问出处”去了，一个多世纪中阴魂不散的“大塞尔维亚主义”，在祸害了无数同胞的生灵过后，便是如此可笑地再次把他们的祖国变成了一个孤零零的、小小的塞尔维亚——连黑山、科索沃这些塞尔维亚“本土”都义无反顾地相继离去。在这一过程中，塞尔维亚的名声是如此地不堪，以至于那个与其一衣带水、沆瀣一气的“友好邻邦”俄罗斯，对米洛舍维奇主动提出的建立“俄-白-南三国联盟”这等送上门来的“好事”，竟然都敬而远之——比起一战中的沙俄来，实在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如今，萨拉热窝的那座“普林西普桥”已经被更名为“斐迪南桥”，而原先的“普林西普纪念馆”则成为了“奥匈帝国纪念馆”，波斯尼亚人拆除了普林西普刺杀斐迪南的那段铭文，并声称“永不再建”，代之的是另一段文字——“惟愿世界和平”。

普林西普与斐迪南，在教科书中一个是浑身镀金的民族英雄，一个是侵略者的万恶代表，但时至今日，他们一个被人民挫骨扬灰、弃之如敝屣，一个厚葬故土，受人尊敬，并延续着他的爱情佳话——如果说这样的下场有些令人不解的话，那么，认真看一看那个拉丁桥边爱国愤青的壮举，以及他代表的民族主义的真实嘴脸——我们就不得不赞赏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最终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