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9月在南京宝华山隆昌寺举行了35年来的第一次授戒法会，去年6月圆寂的茗山法师担任得戒和尚。来自中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近千名僧侣前来受戒。我有幸作为唯一的日本僧人参加了此次盛会，深深地感到戒律的传统在中国大陆已被继承和复兴起来。
从那以来，我作为戒弟子，每年都要去中国参访，每次都要拜访茗山法师。有关与法师的交往详情，在去年9月的《香港佛教》上曾以《继承茗山法师的遗志》为题作了介绍。去年3月，我看望正在无锡华东疗养院疗养的法师时所作的采访，也在日本的佛教报纸《中外日报》上作了报道，目的是想通过介绍当代中国佛教高僧，向日本佛教徒提供客观审视日本佛教的参照。
法师曾经两次访问日本。1995年访日时，参观了日本各地寺院，与日本僧人进行了广泛的交流。1997年在京都召开“日中韩佛教友好交流会议”，法师是作为中国佛教代表团副团长出席的。法师对日本佛教的印象是：在佛教文物的保护以及福祉、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果，超过自己的想像；但在持戒等修行实践方面还存在着很多问题。诚如法师所言，众所周知，日本佛教一般被认为是“没有戒律的佛教”，除了唐招提寺的长老、临济宗禅堂的师家等极少数僧人外，几乎所有日本僧人都食肉娶妻。包括我所属的日本曹洞宗约14000所寺院在内，全国各地寺院的主持，一般都是在寺院里与家人共同生活，而主持的孩子就是寺院的继承人。这种寺院的家庭化、寺院主持的世袭制是日本佛教的普遍现象。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工薪阶层家庭，大学毕业后，向往出家和禅修生活，而敲开了曹洞宗的大门，成为一名僧人。然而，出家以后一看，佛教内部情况其实与在家教团无异，僧人几乎都是寺院主持的孩子，本来就出生于寺院。当时我十分迷惘，找不到自己应有的位置，我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身份，僧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了从这种迷惘的烦恼中走出来，为了弄清僧人本来的形象，我不断摸索与探求。后来在与韩国和中国僧人的交往中对佛教戒律有了逐步的理解，所以，去宝华山受戒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很自然的选择。
从我自身的体验来看，我认为日本佛教的持戒问题，不仅事关日本僧人的身份问题，也是今后日本僧人与中国等外国僧人交流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而现实的问题。因此，我想以我所属的曹洞宗为例，对日本佛教戒律的历史变迁作一概述。
今年迎来了日本曹洞宗开祖道元禅师（1200—1253）750周年忌日。道元禅师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从明州庆元府登陆，之后挂锡于天童山景德寺，师从住持如净禅师修行。他著有《宝庆记》一书，记载当时入室求法的情况，其中介绍了如净禅师经常教导弟子们：“参禅者身心脱落也，不用烧香礼拜、念佛修忏看经，只管打坐而已。”宝庆元年（1225）夏安居时，道元禅师在坐禅中身心脱落，并得到如净禅师“大事了毕”的印可。1227年道元禅师返回日本，不久发表了开教传道的《普劝坐禅仪》，同时开创了日本最初的禅寺——兴圣寺。后来，他又撰写了《正法眼藏》95卷，被日本人奉为最高的独创性哲学著作；还开创了曹洞宗根本道场——永平寺。
道元禅师最初在天童山挂锡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在安排位次时，道元禅师被安排在最末位。对此他不服，就向住持和役寮提出异议，传说最后竟上诉到皇帝那里，但下文不甚了然。道元禅师在日本只受了大乘菩萨戒，若从按比丘戒的戒腊来决定位次的丛林传统规矩来看，天童山当初这种决定可以说是无可厚非的。
道元禅师本来在位于京都东北部的比睿山受的戒。比睿山是日本天台宗开祖——最澄大师（766—822）所开创的。最澄大师否定鉴真和尚传来的戒律，而根据《法华经》的平等思想，主张圆顿戒，提倡“大乘之国的日本僧侣只受持《梵网菩萨戒》即可”。他的这种主张得到当时朝廷的认可，并允许在比睿山设置大乘戒坛。关于最澄这样主张的理由，日本研究戒律的权威学者平川彰博士作了这样的分析：“可能在于重视一乘佛教、悉有佛性这一点上。常住佛性即是一切众生的本源，认识到这点，即是对大乘戒的领悟。因此，他认为这与小乘戒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鉴真和尚传来律宗以后，在日本全国设有三处戒坛，当时日本僧人必须在这三处戒坛受戒后方可出家。然而，由于比睿山开设了大乘戒坛，就形成了日本僧人在比睿山仅受菩萨戒也可出家的情形，从而开始出现不持比丘戒、但持菩萨戒的僧人。从此，开辟出一条“无戒律之佛教”的道路。
中国唐代的道宣律师（596—667）对当时佛教界轻视比丘戒的状况作了如下描述：“今时不知教，多自毁伤云：此戒律所禁止是声闻之法，于我大乘弃同粪土；犹如黄叶、木牛、木马诳止小儿，此之戒法亦复如是，诳汝声闻子也。”（《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他为了净化僧界，提出即使是大乘僧人也一定要受持比丘戒，从而创立了南山律宗。可见，最澄是逆道宣的南山律宗思想而行的。
到了13世纪鎌仓时代，以在比睿山出家或参学过的日本僧人为中心，如现在日本佛教最大教团净土真宗的创立者亲鸾上人（1173—1262），信奉《法华经》、主张救济民众、服务社会的法华宗的日莲上人（1222—1282），将中国曹洞禅传来日本的道元禅师等，形成了被称为鎌仓佛教的新佛教，对后来的日本佛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此之前的日本佛教是镇护国家的佛教，鎌仓新佛教的兴起，使日本佛教成为个人安身立命的民众佛教，而且重视祖师的个性和教义胜于重视戒律，从而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宗派佛教或祖师佛教。食肉娶妻而自称“非僧非俗”的亲鸾上人能成为净土真宗的开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道元禅师回国后，所传的戒法是由《梵网经》三归依、三聚净戒（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十重禁戒的十六条所构成的“佛祖正传菩萨戒”。有关这种戒法的历史根据在日本学者中间多有争议，但是作为从释尊开始嫡传到现在的戒脉，已成为日本曹洞宗存立信仰的基石。现在日本曹洞宗僧人所持的并不是《梵网经》十重四十八轻戒，而是这唯一的十六条戒法。道元禅师认为戒律是不可或缺的，他说：“持戒梵行即是禅门规矩家风。”另一方面，他也不赞成只须持戒便万事大吉的观点，“虽说一定要守护戒行、持斋，但唯依此立宗修行便认为可以得道的想法，也是不正确的。”他主张应把坐禅作为修行的根本，强调“禅戒一如”。他说：“坐禅时，有何戒不持耶？何功德不来耶？”道元禅师这种立场的理论根据，就是把修行和开悟看成一体的“修证一如”、“本证妙修”的思想。所谓坐禅并非通过修行而成佛，而是把自己作为本来佛来修，因为众生本来就是佛。因此，无论行住坐卧，只管行持就是佛法。他认为，日常生活的一切行为一定要符合佛陀的行持，所以根据《百丈清规》、《禅苑清规》而制定出《典座教训》、《赴粥饭法》、《众寮清规》、《知事清规》等来代替律藏的细微戒，并且亲自实践出家至上主义和一生不离丛林的修行。
道元禅师的这种思想和临济宗的教义主要被武士阶层所接受；而净土系和法华系的教理主要是向一般庶民阶层渗透。随着佛教向一般民众的普及，势力得到一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统治者也加强了对佛教的管理统制。17世纪以降的江户时代，政府发布了寺院必须遵守的规则——“寺院法度”，僧侣的修行年限、资格等也都由政府来规定，违犯清规的僧侣以官刑来处罚。另外，江户时代为了排除基督教，制定了凡是日本人不问信仰，都必须归属于当地寺院的“寺请制度（即檀家制度）”。现在，在日本不管是多小的村庄都有寺院，而且只要僧人为檀家信徒作殡葬等法事，就能保持一定的地位和收入，此皆源于檀家制度。
1654年中国福建万福寺的隐元禅师（1592—1673）渡海而来，把黄檗宗传来日本。受他影响而受比丘戒的曹洞宗僧人逐渐增多，同时认为道元禅师所传的十六条戒是圆顿戒，是继承《达磨大师相承一心戒文》一心戒的正统戒法，一时兴起了“禅戒论”。
到了明治时代，1872年政府公布了“从今往后，僧侣食肉、娶妻、蓄发等悉听尊便”的“太政官令”，取消了一切政治制约，实行宗教自由化政策。这样一来，日本各宗僧侣竟相效仿净土真宗，食肉娶妻成为普遍、正常的事情。当时，曹洞宗内部虽然有过把清净僧和世俗僧加以区分的争议，但是1902年在制定《曹洞宗宗制》时，把禁止娶妻的条文删除掉，致使现在主持的家族、妻子、弟子作为“寺族”，一般居住在寺院里与主持共同生活。根据曹洞宗寺族规定，他们的职责是必须维护寺门兴隆，辅佐主持，培育主持继承人，以及教化檀家信徒。
现将日本戒律的历史变迁情况简单归纳如下：
8世纪：鉴真和尚传来戒律。9世纪：根据最澄的圆顿戒主张而设立大乘戒坛，开辟了“无戒律之佛教”的道路。13世纪以降，鎌仓新佛教诞生，出现了重视祖师教理胜于重视戒律的倾向。17世纪以后，寺院法度、修行年限、清规等佛教界内部的事情皆受统治阶级支配管制。19世纪末以后，由于1872年“太政官令”宗教自由化政策的实施，致使僧人公开食肉娶妻现象普遍化。
综上所述，形成现在这种“没有戒律的日本佛教”，是有其历史背景的。在此不可忘记的一点是：9世纪，自最澄宣布日本是大乘佛教的国家以来，一切平等的菩萨精神就成为日本佛教的根本支柱。道元禅师自己本身虽力行不离丛林的出家生活，但他也指出：“应当以法为重，以悟为本，勿论大比丘、比丘、比丘尼、出家、在家、男女，是为佛道极妙之法则。”
在日本人中，僧人和俗人基本上没有两样的看法是很普遍的。正因为如此，当看到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比丘们心安理得地接受人们的恭敬供养时，反而觉得僧人不那么被人们所尊敬而仅仅得到与自己身分相应礼遇的日本佛教是比较正常和自然的。
话又说回来，进入20世纪，突然取消了此前的政治管制之后，没有经过思想斗争洗礼就食肉娶妻的日本僧人，是否符合僧人的称谓是值得探究的问题。与我曾经一样，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烦恼的日本僧人其实也为数不少。
去年3月，茗山法师在华东疗养院谈话时说：“戒律是关系到佛教存亡的问题，日本佛教应该把鉴真和尚传来的戒律传统复兴起来。”法师的这番话是对日本佛教界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21世纪被称为宗教的时代，而且在各国佛教徒之间的交流日益盛行的现在，日本的每一个佛教徒都不应该再安于地位和收入受到保证的“檀家制度”，有必要把戒律的意义加以重新思考，这样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才能在与各国佛教徒的交流中产生出有意义的结果；同时，过去日本祖师们所建立起来的日本佛教精神才能得以继承和弘扬。
【参考资料】
平川彰：《三国仏教通史》。
大久保道舟：《道元禅師伝の研究》。
鏡島元隆：《道元禅師とその周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