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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终令与遗令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载，曹操于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年）六月，颁布《终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终令》有三个意思，一、墓地要选瘠薄之地，不要占用良田。二、寿陵安排在西门豹西原这块土地上，不用封土，不用植树。三、照周礼和汉制陪陵，寿陵居中，诸侯前列左右，公卿大臣和有功者列后，所以墓地要宽广，能足以容纳。
两年后的春正月，曹操死于洛阳，临死前又颁布《遗令》:“吾死之后，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无藏金玉珠宝。馀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台上施六尺床，下[施]繐帐，朝脯上(酒)脯(米长)糒之属，(每)月朝(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前作伎[乐]。汝等时[时]登[铜雀]台，望吾西陵墓田。[馀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诸舍中无所为，可学作组履卖也。吾历官所得绶，皆著藏中。吾馀衣裳，可别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这个《遗令》是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无意中在宫内秘阁中发现的。
魏文帝黄初二年十月，曹丕确定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安排墓葬之事。
曹丕的《终制》较之于曹操的《终令》，交代具体，叙述详细。不仅有其然，还有其所以然。
在《终制》中，曹丕表示要以尧、禹二帝之葬例作为自己的样板：“昔尧葬谷林，通树之；禹葬会稽，农不易亩，故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
他强调寿陵因山为体，不封树，不建殿园之类：“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
他视“葬”为“藏”，以让后人找不到为宜。他对尸骨、灵魂之类谈了自己的看法：“骨无痛痒之知，冢非栖神之宅，礼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黩也，为棺停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肉而已。”
他对陪葬之物作了明确限定：“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与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
曹丕还用具体事例说明了厚葬之害和薄葬之利。强调要忠以利君，不要爱以害亲。忠臣孝子，要像仲尼、丘明、释之那样，不要像华元、乐莒、明帝那样。达到“安君定亲，使魂灵万载无危”之要求。
曹丕痛述：“自古及今，无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丧乱以来，汉氏诸陵，无不发掘，至乃烧取玉匣金缕，骸骨并尽，是焚如之刑也。岂不重痛哉！祸踪乎厚葬封树。”
关于陪葬，丕告曰：“其皇后及贵人以下，不随王之国者，有终没皆葬涧西，”“盖舜葬苍梧，二纪不从。延陵葬子，远在赢博。魂而有灵，无不之也。一涧之远，不足为远。”
最后，曹丕强调不得有违此制，否则，将造成不可饶恕的恶果。
我们将这父子二人的丧葬安排，作一比较，其异其同显而易见。
其不同处：一是历史背景不同。《终制》作于公元221年，时曹丕35岁，登皇位仅一年整，百事正举，任重政繁。曹操《终令》颁于218年6月，时曹操64岁。人气逼天，大位可捻。
二是诉诸对象不同。曹操《终令》的主诉对象是待登大位的儿子曹丕。《终令》全文不过百字。寥寥数语，简而又简。不知“令”外之事，耳畔私语给了曹丕多少。而曹丕的主诉对象是曹真、司马懿等重臣，因曹丕登基仅6年就驾崩了。临终将儿子曹睿托于重臣。《终制》详述细谈约600字。惟恐有违，累论复嘱的。
三是防范对象有别。曹操的防范对象不仅有盗墓贼，更重要的是宿敌旧仇。而曹丕就少些顾虑。
相同之处：一是主导思想一致，即“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简言之“匿葬”。为什么确立这一主导思想？曹氏父子看得远，想得对。如曹丕言：“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要想避其一“劫”，就得从长计议，须有万全之策。
二是墓制原则一样，就是要效仿尧、禹等先祖，以山为丘，不封不树，不建任何标志。
三是殓物、陪陵、祭陵之要求相同。倡薄葬不殓金玉珍宝，曹丕效父而为不走样；关于陪陵之论，曹丕不仅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而且也证明了其父的主张。其中心思想在于他的“灵魂论”，即“魂而有灵，无不之也”。意即灵魂飞扬，没有到不了的地方，陪陵远近皆宜；在祭陵方面，曹操要求子孙大臣上铜雀台“望祭”；曹丕《终制》称“礼不墓祭”，都是为了适应“因山为体”之要求，更为适应“匿葬”之要求。
总之，曹丕的《终制》，充分反映了曹操对其墓葬的有关思想。曹丕，既是曹操墓葬思想的继承者，又是曹操墓葬的操办者、保护者和第一“责任人”。曹丕沿用了曹操的“墓葬制度”。曹操《终令》的不多言不多语，是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需要，说到底是“匿葬”的需要。曹丕后来畅所欲言的表达，为我们论证曹操墓的所在提供了最高级别的“密档资料”。
在此我想进一步证明的是，“曹操墓在索井”这一立论，又一次经得住了史料的检验：这笃定的 “匿葬、以山为丘、不封不树、不建标志、望祭等”皆符合曹操墓葬思想的“本义”。可试想，这曹操葬于索井的“馍馍山”，近臣们陪葬在邺西冈，并在此设曹操的衣冠冢、祭殿及灵位，成为索井曹操西陵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何不可？更管用的是这一安排将所有操心曹操墓的人的眼神固定在了这个圈圈内，从而保证了索井曹陵的安全。这才是曹操的“硬功”所在。
“邺西曹墓论”又一次遭到了否定。只要确立了曹操的“欲人之不得见”的“匿葬”思想，“西冈葬曹”便失去了理论支撑。公开葬西冈，只不过是曹操的一个“信手之笔”罢了，这才是一个真曹操的个性表现。
距离磁县和安阳的距离大致相等，都是十五公里的样子，在漳河南岸，距离漳河桥不过200多米的样子，京广公路和铁路之间。西门豹因为治理漳河有功，很受人民爱戴敬仰，所以古代有多处祠庙，文字记载的至少有两处，这是其中的一处，除此之外，另外在现在漳河的北岸河北境内另外发现了有关西门豹祠的文物。
现存的西门豹祠，又称大夫祠，明朝《河南总志》记载是北齐天宝年间建造，但是后来考证大概建于东汉年间，北齐为后来修葺的。该祠毁于1924年毁于战火，现仅存宋、明、清和明国时的石碑，但是大部分石碑上字迹漫漶，难以辨认年代了

吴历

《吴历》六卷，晋胡冲撰。冲（魏晋之际在世），汝南固始（今安徽临泉）人。胡综子。先 仕吴，后仕晋，官至吴郡太守。事迹略见《三国志》卷六十二《胡综传》注引《吴录》。此 书《隋志》不载，两《唐志》杂史类始见著录。后佚。章宗源《隋书·经籍志考证》云：“ 《三国志》注引三十余事。《后汉书·袁术传》注引孙坚执张咨斩之一事。《文选·奏弹曹 景宗》注引诸葛恪作东关，丁奉等破北军；《辨亡论》注曹公出濡须，孙权以水军围取；《 通鉴考异》诸葛恪以张约、朱恩等密书示滕胤事，从《吴历》；又引太平元年正月立太祖庙 。《通志略》入编年类。”黄逢元《补晋书·艺文志》卷二云：“《御览》卷一百十八，又 四百六十七，又六百六，又八百十九，均引《吴历》。”
众所周知，一般注释古书，大都专门注意训诂，裴注的重点则放在事实的增补和考订上，裴 注多出陈寿本书数倍，且其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裴注《三国志》征引是书达三十六处之 多，可见其价值。其中多有与陈寿本异者，如《孙坚传》注引杀张咨一事，与本传不同。又 如《太史慈传》注引《吴历》“慈于神亭战败，为策所得”一事，与本传大异，如此者甚多 ，裴氏已指出，具每条按语中。也有点校本无者，如《御览》卷六百六“孙皓时，吴郡民掘 地得物似银，长一尺三寸，刻画有年月字，因改年为‘天策’”一事，则点校本无，如此者 盖十一处，可作正史补充。
关于如何分卷，吴主先后有六，乃坚、策、权、亮、休、皓，窃以为胡冲《吴历》既分六卷 ，一主当为一卷，计六卷。现且将是书按吴主先后分六卷。第四十二、四十三两条未能确定 何时，故暂列于后。第四十四、四十五两条虽非是书佚文，然其中有是书所载内容，故且列 出，以防阙漏。

蜀记

王隐

魏氏春秋

孙盛

益部耆旧传杂记

蜀汉 陈术

语林

裴启《语林》是一部汉魏以来迄于两晋的知名人物精彩应对的记录。魏晋时期，品评人物之风是其源源不竭的资料宝库。该书真实地反映了魏晋之际的时代特点和社会风貌，生动具体，意味隽永。在裴启笔下，人物惟妙惟肖，鲜活毕现，很好地把握住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实质。比如写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他以二人对谈，将其品性活灵活现地展示出来：王孝伯问王大(忱)，“阮籍何如司马相如?”王大说，“阮籍胸中块垒，故须以酒浇之。”竹林七贤嗜酒成性、放荡不羁的情态跃然纸上。《语林》还生动地论述了魏晋名士的才情风貌。有朝中人去见太尉王衍，同时见到了王戎、王敦、王导、王诩、王澄，出门后对人说：“今日之行，触目皆琳琅珠玉”，表现了琅琊王氏人才荟萃的昌盛景象。同时，《语林》也紧贴现实，记录下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大将军王敦等人在西晋灭亡之际，闭户共为谋生之计，这时王旷(世宏)来，在门外，诸人不让其入；王旷乃凿壁而窥，大喝：“天下大乱，诸君欲何所图谋尸将欲告发。”众人遂延纳入座，遂共建江左之策。这条重要史料，揭示了琅琊王氏决定辅佐元帝在江东即位，建立东晋王朝，成就江左偏安之局的内幕。总之，《语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知识性、可读性都很强。

江表传

裴引《江表传》作者是西晋人虞溥，内容多涉孙吴。

九州春秋

《九州春秋》，两《唐志》作九卷，《隋志》作十卷。西晋司马彪撰。司马彪（？－约306），字绍统，西晋宗室。博览群书，立志著述。历仕骑都尉、秘书郎、秘书丞。注《庄子》、作《九州春秋》，更参考众书，编录自光武帝至献帝二百余年史事，名为《续汉书》八十卷，今纪、传已佚，唯志三十卷存于范晔《后汉书》中。

《九州春秋》一书，记述东汉末年军阀割据的乱世史事。已佚。今有元陶宗仪辑本和清黄?amp;#93;辑本，黄氏辑本收入《汉学堂丛书》“子史钩沉”，比陶本完整。《说郛》宛委山堂本仅六节，而商务印书馆本更少，仅一节。今从黄本点校。

云别传

《云别传》是一部介绍三国时期赵云的书，现已失传，能看到的是《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中的“云别传”。

吴书

《吴书》是三国时期东吴官修的一部国史的名字。始撰于孙权末年，其间韦曜（又名韦昭）曾主其事，最后由薛莹“终其书”。《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均有著录，后亡佚。关于此书的作者及编纂情况，《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中有收录。《吴书》，三国吴韦曜撰。五十五卷。记三国时吴国历史，纪传体。吴大帝之季年，始命太史丁孚、郎中项峻撰《吴书》。孚、峻俱非史才，其文不足纪录。至少帝时，更敕韦曜、周昭、薛莹、梁广、华覈访求往事，相与记述。并作之中，曜、莹为首。当归命侯时，昭广先亡，曜、莹徙黜，史官久阙，书遂无闻。覈表请召曜、莹续成前史，其后曜独终其书，定为五十五卷，但因下狱被杀，未能最后完成。已佚。今有清王仁俊辑《吴书钞》，见《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

东观汉记

《东观汉记》，汉代人称之为《东观记》，凡一百四十三卷，是一部以纪传体撰写东汉历史的史书，同时也是中国第一部官修当代史。记事起于光武帝，终于灵帝，由汉代刘珍、延笃等撰，因馆修史设于东观而得名。
在三国时代以后，将之与《史记》、《汉书》并举，合称“三史”，唐代以后渐以范晔《后汉书》取代《东观汉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