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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化出版社《基督教文化丛书》总序
随着人类发展步入“全球化”阶段和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基督教以其“文化披戴”和“文化融入”而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同时适应着、吸纳着各种文化，体现出“本色化”和“处境化”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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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sanagi  21:00:17
……难道不是文化破坏与文化征服么
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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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戴可能是借用“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罗13：13～14）与所谓“文化融入”都是本土化的形式。
本色化与处境化：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912376/

杨恒均：有一个现象：揭露黑暗的人往往会有很高的地位，而指出光明的人，却常常受到质疑。可怕的是，鲁迅这种深刻看进黑暗的人，最后往往会转向独裁的怀抱！——因为他根本看不到人性的光辉，他眼中的中国人都是低素质的阿Q，他讽刺中国人性入骨三分。请问，如果中国人都是鲁迅眼中的这些人，那种素质如何能够配得上民主？我们果然看到了结果，鲁迅希望的是一个能够帮人民作主的、比无能的国民党更好更强大的主子上台。后来这个主子把他推到全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的高度。其实，鲁迅只是一位了不起的文学家，和中国历史上无数个揭露中国黑暗与人性邪恶的作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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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根本不懂鲁迅，而且妄言所谓“光明”的人说的话。鲁迅是更批判知识分子的，而不是什么低素质的阿Q；鲁迅没有希望，鲁迅无所希望，鲁迅是现在的。

维特根斯坦：我们无法把自己的思想从语言的诱惑和迷惑中解放出来，因为我们都被束缚在语言的媒介中，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完全摆脱语言牢笼的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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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语言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每当你尝试解释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你就无非在欺骗别人，或者欺骗自己——但我以为并非无法解放的，因为你可以不去解释，就恣纵自己的本能，然而我又不知道维氏此话的语境，因而无法批驳什么。我只有说：对这样的观念，我感到无由地不快——至于如何不快，或者可以表现为血压升高、身体受损，这是无须用语言来证明的。

马克思《1852年3月5日致魏德迈的信》
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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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可比他的徒子徒孙们中听。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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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在这里是好的。但也要注意使用条件和范围，不要无限推广。

吕西安·费弗尔《有关本书手稿的一点说明》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雷纳曾被关押在德国的一个小村庄里，他就是用这种笔记本写了一部欧洲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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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城市》？

吕西安·费弗尔《有关本书手稿的一点说明》
马克·布洛赫在去世之前原打算将他这部著作献给一个人，布洛赫的好友都知道那是谁，她对布洛赫和孩子倾注了一片真诚的爱心，她甘于牺牲自己，为丈夫当秘书，给他助了一臂之力。我感到无论如何都要实现布洛赫的遗愿，而且这也是我应尽的责任。在此，我要写下她的名字——马克·布洛赫夫人。同她丈夫一样，她具有法兰西的信念，为了共同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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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妻子可以巧遇，不能强求，更不宜妄图把眼前的人改造成这个样子，否则必定得不偿失。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6
对一个作者来说，至高无上的评价，莫过于赞扬他对学者和学童都能以同样的口吻说话。然而，“纯真”是何等崇高的境界，臻于此道者是在寥若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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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不要无谓提高学术的门槛，去非难别人的学历与知识，以为无资格与自己交谈。
想起当初阎崇年挨打后的“三个条件”：一是清史专业，二是在清史研究领域上有学术专著，三是必须有参加国际学术讨论会的经历。（http://news.ifeng.com/society/2/200810/1016_344_832746.shtml）
可是真要与虚无主义者去辩论，那不啻又转成无意义，则门槛之高低有无，还必须反复斟酌。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7-8
与其他文明不同，我们的文明总是极为关注以往的历史，万事万物都追溯到同一源头——基督教和古典遗产。我们的前贤往哲——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就擅长撰写历史，基督教就是历史学家的宗教。其他宗教体系的信仰和礼仪都源于接近洪荒时期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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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中世纪中华文明的现世源头，岂不能追溯到轴心时代的吗？这一观点需要商榷。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9
即便不能证明历史的其他用途，至少还可以肯定，人各有所好，历史无疑具有娱乐的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至少人们确实对历史感兴趣，我本人就多年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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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我在“博雅杯”里写：这是不用之用。现在它倒变成我最后的护身符，因为倘以别的精神来读史，总要为人所笑；惟有这一理由，可以镇压全场，呜呼哀哉。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0
历史的魅力首先触发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继而激励人们有所作为，它的作用始终是至高无上的。单纯的爱好往往先于对知识的渴求。人们往往是在一种本能的引导下从事自己的工作，事先并不完全意识到他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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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在救我脱离泥潭时起到的巨大作用不可否认，是以当时的我也就把这句话理解成：“历史学的作用始终是至高无上的”。现在却开始逐渐怀疑——今天重读之后，我突然想到也许应当这样：“魅力”——“兴趣”——“激励”的过程才是至高无上的，而何种心态也和“文学自觉”是一类的，更接近于无功利主义的泰然。而彼时我的哪种观点，就偏激得多了——假使一路下去，不免为害学术。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0
系统严谨的研究一旦展开，历史的魅力也不会因此而大为逊色，相反，所有真正的史学家都能证明，无论在研究的广度上还是深度上，都可以感受到这种魅力。其他任何脑力劳动同样如此，而历史自有其独特的美感。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他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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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月清岚《从〈乱·龙〉对历史人物的把我谈谈历史爱好的几个阶段》
这些史料环环相扣，有的彼此印证，有的相互抵触，探索与发现的乐趣便如此藏在其中，等着我们去体验。在反复取证的过程中，历史学的思维也得以进入我们的脑海；与前两个阶段完全不同的收获所得，就这样在我们的身边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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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月清岚《从〈乱·龙〉对历史人物的把我谈谈历史爱好的几个阶段》
但是，史料的价值与乐趣还远不止于此。我们知道，文献资料的出处不尽相同，则可信度更加参差不齐……至于史料的去伪存真、虚虚实实，各种变化繁纷交杂，若是精通利用之法，不仅能发挥其最大价值，更兼妙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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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愧为在我思想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影响的书呀！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0
我们要警惕，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如我所察觉到的，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以为历史诉诸感情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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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对历史的感性认识法。简单地说，就是要在批评古人前，先尝试理解体会他的难处。然而又不是不要批评，只是不要乱批评。吕思勉有语云：“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句话，只是旁观者不负责任之辞，并不是真理。因为当局者的环境，旁观者总不能尽知。假如一个人对付一个问题要顾到三方面，而旁观者只知道两方面，那从旁观者看起来，这个问题自然要好对付得多。在当局者，还要多顾全一方面，旁观者所主张的办法，他就绝不能采用。在旁观者看来，他的手段就很不高明，而要说他是一个迷者了。”这是可以为诫的。

安德烈·纪德：我们的时代已不容纯粹的娱乐，哪怕是益于心智的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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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国也变得如此。其实扪心自问，我是不是真正就不愿去过一个安逸的好日子呢？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1
当今世界已跨入原子化学的门槛，已开始探测宇宙的奥秘。然而，这个可悲的世界尽管可以为科学的进步而自豪，却并没有为人类自身创造多少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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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月清岚《〈弗兰肯斯坦〉与科学和科学主义的反思》
当浩瀚的蘑菇云在广岛升起时，同样爆裂开来的还有科学家的悔恨与人类无限扩大的私欲。我们拥有了科学，但它的后果是——我们明明知道了比前人更多，更能为自己添增幸福的方法，却只给自己带来了更大的不幸。我们得到了破除迷信的科学主义，但他自己却化身成一个更危险的无神异教，在迷信与盲从的的同时，连我们仅存的道德安慰也一并抽走。我们不禁要想：科学，还有科学主义——毕竟他们给予人类的，到底是不是只有更强的破坏力和更大的精神虚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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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思想也来自布洛赫。这些一二战中间的夹隙里的历史学家，他们的绝望，是很有一番道理的！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2
激发人类思维的，不仅是力求“知其然”的欲望，而且是想“知其所以然”的欲望。因此，惟有成功地解释现象相互关系的科学，才被认为是真科学，除此之外，正如莫尔布拉克所言，不过是卖弄学问而已。现在，人们把卖弄学问当作一种娱乐或癖好，不过，同莫尔布拉克的时代一样，这根本不是知识分子所追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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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们也与莫尔布拉克的时代一样，至少不要成为追求。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2
如果一门科学最终不能以某种方式改善我们的生活，就会在人们眼中显得不那么完美……史学的主题就是人类本身及其行为，历史研究的最终目的显然在于增进人类的利益。事实上，一种根深蒂固的秉性使人们几乎本能地要求历史指导我们的行动，因此，一旦历史在这方面显得无能为力之时，我们就会感到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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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应与上文对照着看：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1
正统的实证主义认为，一种研究的价值必须以它是否能促进行动来衡量。我想，今天是不会有人以这种口吻来说教了吧。经验告诉我们，不可能在事先确定一项极抽象的研究最终是否会带来惊人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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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一组矛盾的命题。一方面，我们认为科学不应脱出为人类谋幸福的范畴，否则一切如弗兰肯斯坦般，悉皆转成无意义；然而，科学的研究又必要摈弃直接的功利主义。如何取舍，关系到研究的动力及正确性两面，实在不可不谓为一大问题。可是这一问题在各门学科中的形象又不通，如医学肯定比生物学功利，心理学必须比哲学实用，所以到头来，我们还得分别加以留意。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3
一般来说，贬低历史学的人似乎失之武断，他们高谈阔论，妙语连珠，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忘了问问自己，到底在谈论什么东西。他们为自己所描绘的历史研究的形象，并不是以历史研究的实际情况为依据的，这种形象更适合论坛而不是书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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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于我“心有戚戚焉”！以前网上所见大多“后现代主义者”大抵只是此类，他们的法宝永恒只有两句：“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历史只是书上的结论，我们没有亲见，如何要去相信？”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关心历史学是如何去伪存真，挖掘史实的——二十四史式的治学方法，早在民国时候就没有了；现代的历史学思潮发展，更非他们想要知道的：所以他们甚至连后现代主义也算不上，因为横竖历史与他们是无预的。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3-14
历史研究不同于造钟表，又不像做家具，它力图最终能更确切地了解运动中的事物。限定自己只去描绘一门科学的现状，多少可以揭示出一点真实情况，也总会有点曲解，更重要的是，要说出这门学科在时间的长河中将怎样加以改善。这样，难免会带有许多个人的看法。确实，一门科学在其发展的每个阶段中，都会受到各种相反倾向的干扰。几乎不可能确定，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倾向是否有前途。我们不要回避这个问题。理论问题和其他事情一样，怕负责任是有损信誉的。在此，不过是要向读者坦诚相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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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治学的一般态度。意指我们不要怕犯错，尽管可能清楚地认识到了我们当前的局限，也不要因畏于“我的研究可能在以后看来并不完璧”而不敢出声。因为发了多少会有益于学术：现在的总结，即便不能尽善尽美，那也是总结，是我们留给后人的“文献史料”；他们自会有办法应用它，而我们的工作也不失为一种历史上的思潮，多少能成为他们通向更高思维阶段的垫脚石——我想，足够代表一个时代的思想，是必然能在整个历史长河中据一席之地的。但这也并非就在鼓励半瓶水们出去现世，因为那样的炫技，无非也是“卖弄学问而已”，就连他当身那个不完璧的时代也代表不了。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4
在胚胎时期，历史只是叙述而已，那时的历史著作充斥着传闻轶事，在更长的时期内，历史主要记载重大的事件。作为一门注重理性分析的科学，它还十分年轻。现在，它终于力图深入人类活动的表层，不仅拒绝谣传和卖弄词藻的诱惑，而且要防止近代因习以为常而墨守成规的学问和经验主义的标榜，那才是更危险的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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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的“经验主义”我们可以从两面看，也即远古蒙昧的“经验主义”和近代实证的“经验主义”。这两种“主义”虽然同名，却实在是不一样的东西，必须分而治之。
对于前者，吕思勉说“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查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这也是一种对历史经验主义的摈弃。这套“经验主义”其实并非实证，更不科学，只是徒有其名罢了。那是说我们古人的习惯于读史，然后从个别的事件中汲取所谓“历史经验”，这实际是根本性不通的。倘按这种方法对待历史，则著史就不免为“记载重大的事件"，汲取来的也只是"谣传和卖弄词藻“——我们的政客说不能忘记的历史教训，大略就是这种东西。
还有一个例子，是有一回我去拜访璐妍的父亲，他说我不懂得礼貌，进而说起齐桓公的事迹，认为他成为五霸就是因为尊礼，从而说服我讲礼貌，才能成大事。这里就犯下两处错误：一者周礼并非礼貌，而是等级制度与社会规范，这是常识；二者，所谓的“历史经验”其实并不绝对，你说齐桓因尊王攘夷称霸，则又有宋襄公遵从械斗细则而败亡，孰是孰非？
至于后一种“经验主义”，其来由是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教人文社科都不得不依其法门重组自身，结果水土不服，留下许多后遗症，至今不能脱出——所幸随着经典物理的败走麦城，自然科学对人文社科的掣肘已然减少，相信通过一代代人不懈的努力，历史学也可以凭借其独特的研究方法与结构，真正成为完整独立的社会科学。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5
他们打算把许多明显的人类现实活动排斥在真正的人类科学之外，因为，这类活动在他们看来难以接受理性的解释。他们不无蔑视地将事件或偶发事件称为渣滓，大多数内在的、个人生活的诸多方面也是渣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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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历史下的小问题”，我以前说：“大历史离不开小问题，否则就无以贯通前后；小问题也离不开大历史，否则也只永远是一摊古书。”这是一种“和稀泥”的说法，实际上，大历史派与小问题派的争执一直不断，以致于面临后现代的挑战，他们甚至不能一致对外。现在我觉得，历史学是实在应分成微观学和宏观学的——这两种都可以叫作历史学，都无损其作为科学的门面；让他们都得到正名，就无所谓分个高下，从而可以相辅相成，足够强大历史学的阵营。至于如何分法，我想，以“考察”为目的的学科可以作为微观学；以“联系”为目的的学科可以作为宏观学；如此和平发展，划地而治，又各取对方的成果以为自己的补充，岂不美哉？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6
由于无法把史料组织地像自然科学那样章法井然……他们对考订资料所需的新知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困难和疑问尤其感到棘手，所以，从研究中他们得出虚无而谦卑的道德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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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前面已经举例说明从历史中得出道德训诫何其不可靠。黄仁宇说：“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这与前述吕思勉的思想也是异曲同工的。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5
气体动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已使科学的概念发生深刻的变化……爱因斯坦等人的理论并没有淡化这些概念，而仅仅使之更富有弹性。他们常以无限的或然性取代确定性，以永恒的相对可测性概念取代绝对的可测性……因此，我们似乎更有理由认为，即使一门学问不具备欧几里德式的论证或亘古不易的定律，仍无损其科学的尊严……我们感到，没有必要再把从自然科学那里引进的一成不变的思维模式强加给每一门知识，因为即使在自然科学界，这种模式也不再通行无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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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可与上文关于经验主义的论述联系着看。从布洛赫的解释看来，我前此的理解似乎无误，不过现在我们又面临的新的挑战，即所谓后现代主义的问题；历史学的发展道路即便克服了这个，还不是一马平川。另一方面，除“历史经验”外，我们还应当警惕似是而非的“历史规律”，这种一刀切式的做法看似科学，实际是极不负责任的。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9-20
“历史”一词产生于辉煌的希腊化时代，并沿用至今，我们现在所谓的“历史”已远非米利都城赫卡泰厄斯的“历史”，正如开尔文勋爵和朗之万的“物理学”已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一样。那么，我们所谓“历史”究竟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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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前此“哲学十讲”课上讨论过的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哲学？”
德里达说得好：“西方的哲学是一个特定时间和环境的产物。”我进而想，对于争论中国哲学是不是philosophy，乃至φιλοσοφία的问题，一旦钻牛角尖，不是毫无意义吗？因为φιλοσοφία原本是“特定时间和环境的产物”，是有其特定的本来形态的，倘非削尖脑袋去适“希腊模式”，一切都照它而论，则谓中华民族“只有思想，没有哲学”也是可以接受的。后来一节课我们研究中医是不是科学，其实也是一样。许多同学查了各式百科、辞典，找到他心里“科学”的定义，进而以其为根本判别中医的科学性，莫衷一是。其实“科学”的定义何其糊涂！仅仅课上，老师就提出了“实证主义”、“证伪主义”与“范式理论”，那么实践中的派别，真不知有几许了。倘按最严的法门，所有医学大概都不能当作科学；按最松的，中医又毫无悬念地成为科学；而且，“science”难道就不是“特定时间和环境的产物”吗？如此下来，如何分辨对错！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0
当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研究“真正”的问题时，在一开始就去下乏味而僵硬的定义是毫无意义的。地道的工匠怎会拿这些有关信念的条文来自寻烦恼呢？在追求尚未确定而有发展前途的知识时，人们会产生一种朦胧的冲动，而烦琐细微的定义不仅会扼杀这种创造性智慧的火花，还会进而束缚人的思想，这才是最大的危险……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就比较明智，他们从来不去为物理或化学、物理化学或化学物理（假设有这个词）的权利而争辩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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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从根本上否定前述争议的正当性——如果一切本身就是毫无意义的，则连我之前所谓“和稀泥”的步骤也可以省去，横竖把既定课题搞清楚就可以了。这种思想对他本人的实践而言，无疑能增进学术——然而，一方面，这种淡泊与泰然的处之，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做得到的；另一方面，更多人的“淡泊”与“泰然”，往往出于随意与不负责任，并非能够像布洛赫这样，是真正为学科的发展而考虑的。是以我们还要小心为了学术的实干精神及有悖学术的散漫主义的界限。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0-21
人们有时说，历史是一门有关过去的科学，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很不妥当。首先，把“过去”这个概念作为科学的对象是荒唐可笑的。过去的某种现象，如果完全没有与当代相通的共同特征，如果未经过事先的筛选，又怎能成为有条有理的知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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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曾经非常轻视微观的历史学，作了很多空中楼阁，以历史学为追求人类幸福的惟一利器，就是受了这段话，及前面“惟有成功地解释现象相互关系的科学，才被认为是真科学”、“作为一门注重理性分析的科学，它还十分年轻”等论述的影响。我太拘泥于历史学的功效，忽略了学术的无用性——其实丹青古卷并非想象中的那么不堪，中国近代新史学的腾飞，也正有赖于乾嘉考据的功劳。现在看来，做宏观的，不必轻视做微观的，反倒要感激他；因为做微观的，何尝不正为你的做宏观而辛苦耕耘呢！至于马克·布洛赫在这里说这些，其实很具有魅惑性，因为他本人是一个史料学的专家，他这么说，教我们误以为他不看重史料的辨析——其实不是的。就好像钱穆反对疑古，可他也不是照单全收的——因为他正是一个做考据起身的历史学家，怎么可能搞不清楚什么该信，什么不该信呢！他和这里的布洛赫正一样，是本于微观，而不以微观为最终的目标罢了。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8-19
在历史编纂学的初始阶段，古老的编年史家……叙述一些杂乱无章的事件，其中仅有的联系，就是这些事件是同时发生的，如日食、冰雹，以及突然出现的惊人的流星，同时发生的战争及国王和英雄的去世。这些有关人类早期的记忆，犹如幼童观察事物时那么零乱……不错，从基本保守的观点来看，在我们的语言里，任何关于现象在时间上变化的学问都可名为历史……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现在所见的由行星组成的太阳系并非永恒不变的，也就有了太阳系的历史，它属于天文学领域。地震的历史与地球的构成有关，人们对此极为关注。它涉及地球的构成，因此能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但它与历史学所谓的历史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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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涉及两个层面的概念辨析，即“广义的历史”与“历史学所谓的历史”之辨，及“历史”与“历史学”之辨。对于前者，则我们不放再把History也当作“一个特定时间和环境的产物”，那么最初“历史学所谓的历史”，就必然只是“过去一切人类活动的总和”。后来广义的历史之所以诞生，马克·布洛赫这样说：“如果科学每前进一步都得造些新名词的话，那么待命名的东西真要成千上万了，学术界得为此虚耗多少光阴啊！”这种说法其实值得探讨。我们知道，照搬马克思“社会阶段论”曾经给中国史学带来不可磨灭的伤害，这就是一个图省事却酿成更大恶果的案例；而有时候，新造名词未必不会“磨刀不误砍柴工”。
而我们通常说的“历史学”，该是人类对“历史”的诠释与总结，它的对象无疑是古典意义的“历史”一词。不过随着现在二级学科的发展，这种隔膜正日益被打破，其效果毕竟如何，或许正有待我这一辈人的研究成果吧！至于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鄙视，已是老生常谈，其核心就是要把历史学从历史里抽出来，独立建成科学的分析体系；我想，间或提醒自己不要将研究流于史实也就可以了，毕竟现在再要犯古典时代的方法局限，已经不太可能了。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19-20
公元10世纪，水深浪大的文斯湾使佛莱明斯成为锯齿形的海岸。后来，海湾被沙石堵塞了。应该由哪门科学来研究这个现象呢？初看起来，谁都会说应归地质学，冲积层的沉淀运动、海流运动，或海平面的变化，不正是地质学所发现所研究的范围吗？当然是的，但进一步看，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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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样的问题应该会交给历史地理学吧？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0-21
从以上这个地形学的典型事例中，我们看到：一方面呈交叉状态，要作出解释，两门学科便互相依赖，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呈转变状态，当我们以结果尚未确定的唯一例外来描述一种现象时，它会以某种确定的方式，以一门学科来取代另一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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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开始谈二级学科的问题。记得上学期“生命科学导论”一课中，老师说：当代学术最大的机遇与挑战来自交叉学科和边缘领域，我想此言非虚。古今中外，关于治学理论的著述已经琳琅满目；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怎么做”，而是“信哪派”——因为与科学本身不同，科学哲学上的创新几乎已不可能。所以我们应该考虑怎样收拾旧山河，“二级学科”就是一种办法，它打破传统学术的隔膜，力争动用人类迄今为止创造的全部智慧来解决当前问题。这是好的办法。学科外尚能如此，学科内何尝不行？从古代一直互掐至今的”汉学“、”宋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何妨连络起来，用支流代替派别，用合作代替竞争，则你搞你的考据，我拿你的结论；我做我的通贯，你来考考得失。横竖都是学术，如此相辅相成，总比动辄互掐来得好些吧？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1
究竟是什么支配了历史学的介入呢？显然是人的因素……从本质上看，历史学的对象是人……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数学家宛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肉的气味，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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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于历史学互通建立二级学科的原则。我跟璐妍聊天的时候，有时候开玩笑，就说：所有你能看见的东西都是我的专业。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在于历史学的研究宽泛：我们都是人，生活在人群里，则历史学研究人，你岂有不被研究的道理？QQ群里有聊天记录，YY群里有录音，这些都是史料，日后或者还能用来研究这一时代人的思想，都是未可知的。此外，历史学在以“人”为狩猎目标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要和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学等发生不可断绝的联系，由此可见，固守门户非但不明智，而且不可能！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2
表述自然界的语言与反应人类现实的语言之间是有差异的，这类似于操作钻床的工人和制造鲁特琴的匠人之间的差别，两者的工作都精确到以毫米为单位，但钻工使用精密的工具，匠人则主要凭借他的听觉和视觉。假如钻工效法工匠的经验和方法，或者工匠模仿钻工的做法，都将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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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强调要摈弃传统自然科学的治学方法；同时与前此“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的论述也相符。人文学科需要一些“侠气与醉狂”。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2
我本已把历史学称为“人类的科学”，那还是太含糊，有必要加上“时间中的”定语。史学家并非抽象地思索人类，在他们的思想中总是自然而然地注入时代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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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不是人类学、伦理学，不脱离时代背景讨论人类本质——在此基础上，我认为“民族性”、“劣根性”也不是一个好史家应该倚仗的。可举个简单的例子：朋友约我吃饭，路上被窃了手机；则追究原因，无非窃贼之可恶及我自己之大意而已。倘使刨根问底，追求所谓历史的“深层原因”，把朋友的约我乃至我与朋友的结交当作我手机被窃的缘由，岂不可笑吗？钱穆云：“诊病况必祥之最后。”这是有道理的，而“民族性”、“劣根性”就纯属诿卸责任的托辞。至于注入时代的气息，大概不免同时渗透被研究者与研究者两个世界的影响吧？研究者的时代信息被注入，固然可能不好，但也无碍其成为更后世之研究者研究彼前世研究他人者的一手材料。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2
很难想象任何一门科学会把时间仅仅视为抽象的东西。然而，不少人只是把时间看做一种计量单位，他们为了各自的目的，任意将时间分割成性质相同的碎片。与此相反，历史的时间缺是实实在在的活生生的现实，它一直往前，不可逆转。正是在时间的长河中，潜伏着各种事件，也只有在时间的范围内。事件才变得清晰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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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学派不治断代史，这是其思想的内核。对此，下文还有方法论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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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3
恺撒花了八年的时间征服高卢，爱尔福特的路德从正统的见习修道士转变为维滕贝格的改革者经历了十五年时间，但没有一位历史学家会仅以讲述这些事实为满足。对史学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在欧洲社会变迁的背景下确定征服高卢在编年史中的地位，史学家丝毫不否认马丁·路德的精神危机之类不变因素，但唯有将这场运动发生的确切时刻放在其主角的人生履历中，以及与作为背景的欧洲文明联系起来考察，他才认为自己绘制了一幅逼真的图画。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3
这种真正的时间，实质上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历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就源于这两种属性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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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钱穆《国史大纲》：“凡治史有两端：一曰求其‘异’，二曰求其‘同’。”。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4
站在遥远的过去来解释当前，这对以过去为研究主题的人极有吸引力，这种做法已使我们的研究处于催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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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起源崇拜是为历史学“加上‘时间中的’定语”的必然结果。布洛赫重建历史学尊严的一种手段，就是破除破解大众对历史学的迷信。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5
“起源”仅仅意味着开始吗？……“起源”是否指原因呢？……两种含义时常互相混淆，更令人伤脑筋的是很难清晰地加以分辨。通俗的说法，起源就是开始，更糟的是认为“开始”就等于完满的解释。这样，便导致了词义的混乱，进而带来危害。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8
我们谈论“封建制的起源”，那么我们从哪里去追溯它的起源呢？有人说“源于罗马”，有人说“源于日耳曼”……所有这些都十分有趣，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封建主义的原因。富有特色的欧洲封建制度并不仅仅是一些遗迹的拼凑，在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中，它产生于总体的社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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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起源，起源≠原因；这两组不等式是相当精辟而重要的。就像我前面说的，我的被约可能是手机被窃的起源，但两者之间绝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罗马隶农制与日耳曼氏族制的存在也是客观事实，但这并不代表它们一定要融合生成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原因往往是复杂而琐碎的，把一切问题都推给历史的某一截面，不计较它在时间中的演变与轨迹，其实并不可取。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6
刻意用历史来解释现实，其目的就是为现实辩护或是对现实加以谴责。因此，在许多情况下，“起源”这尊守护神只不过是真历史死敌的化身，或是一种判断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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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劣根性”也不过是一些人的判断癖罢了，归根结蒂，还是真科学的死敌！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29
总之，脱离特定的时间，就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这一点在我们人类和其他事物进化的每一个阶段都不例外。正如古老的阿拉伯谚语所言：“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无视这东方的智慧，历史研究就会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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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再次强调了历史学与作为定语的“时间”的紧密联系。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31-32
有些人认为，对最近的时间不可能作出真正客观的研究，只因为它们是最近发生的……我刚到朗格多克的高等中学当教师时，那位善良的顶头上司以教育总管的身份警告说：“谈到19世纪的历史并没有什么危险，但涉及宗教战争时，你可得十分当心！”……在讲台前，若无抵御当代病毒的勇气，即使你是在评论《伊利亚特》或《罗摩衍那》，也难免要遭到当代思想毒素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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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并非这么回事，布洛赫所想未免过于简单。就拿我的不治中国近代史来说，岂独畏当代思想毒素的侵袭呢？如果史料无所保留地提供，或者至少能有一个辨析真伪的头绪，则何以不做？惟独现在官方不肯松口，真材料与假材料不但混杂相间，还无从印证；这种情形，要说治史，谈何容易！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33
谈到所谓当代社会可以自我理解，只要仔细考察其论点的特征，就不难发现，它是以一整套奇怪的前提为依据的。
首先，它设想在一代或两代人之间，人类事务已发生了巨变，这种变化不仅来势迅猛，而且是总体性的。因此，无论是长期延续的社会制度，还是传统的行为都无法避免实验室和工厂革命的影响。它忽视了惰性力量对这许多社会性创造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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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点很有意思——不过，工业革命的那一代人的确比任何一个时期的人类都有理由产生这种念头。对于最后一句话，布洛赫给出的论证并不十分严密，得出“对历史的无知不仅使当代科学产生混乱，而且导致当前行为的困惑”的结论略显草率。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34
一个社会如果可以完全由前一阶段任意塑造，那么，其社会结构必然像无脊椎动物那样软弱无力，在这个社会中，代与代之间的交流必然是单纯的。——因为儿童只有通过父母的中介才能与先祖有所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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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原本不好理解，但想想共和国的模样，也就知道个大概……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36
如果我们仅仅研究某些人在一时一地的行为，我们又怎能确信自己已真正了解了那些人物呢？即使就那个阶段而言，这样的研究也是不充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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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推广开来，就是年鉴派的总体史。

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P37
各时代的统一性是如此紧密，古今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对现实的曲解必定源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对现实一无所知的人，要了解历史也必定是徒劳无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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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论点当初我逢人便说，可谓影响极大。我的最初读史，可能正是因为它——尽管那时我实在是一知半解的。国人至今仍然日甚一日地不能理解自身，这里也许就存在问题。

吕思勉《三国史话》P2
从前论史的人，多说史事是前车之鉴。其意以为一件事办好了，我们就当取以为法，摹仿他。一件事办坏了，我们就当引以为戒。不可再蹈其覆辙。这话很易为人们所赞许，其实似是而非的。史事哪有真相同的？我们所谓相同，都不过查之不精，误以不同为同罢了。

吕思勉《三国史话》P5
然则古人的知识技能，从哪里来的呢？这就是从宦之中得来。古人解释宦字，有的说是学，有的说是仕，的确，这二者就是一事。因为在古代，有些专门的知识技能，就是在办理那件事的机关里，且办事学习而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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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古汉语字典》：
宦 ②出游学仕，引申为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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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三国史话》P5
《论语》的《先进篇》有一段，说“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路再鲁莽些，也不会主张人不学就可以办事。子路治史看重且办事且练习，而反对不能直接应用的知识，和现在的人看重应用技术，而藐视高深学理一般。就是重视宦而轻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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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论语新解》P297
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路谓为宰当治民，当临祀事神，此皆是学，不必读书始是学。

吕思勉《三国史话》P9
校尉是汉朝直接带兵最高的官，就像现在的师长一般。凡校尉手下，都是有兵的。再高于校尉的将军，却像现在的军长一般，手下不一定有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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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郎将表示前途堪忧。

吕思勉《三国史话》P22
俗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句话，只是旁观者不负责任之辞，并不是真理。因为当局者的环境，旁观者总不能尽知。假如一个人对付一个问题要顾到三方面，而旁观者只知道两方面，那从旁观者看起来，这个问题自然要好对付得多。在当局者，还要多顾全一方面，旁观者所主张的办法，他就绝不能采用。在旁观者看来，他的手段就很不高明，而要说他是一个迷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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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俗话，滥用的何其多。

吕思勉《三国史话》P25
县的长官，户口多的称为令，少的称为长。

吕思勉《三国史话》P26
把现在的事来说，学校里初毕业的人，文官考试刚录取的人，宜于做检察官。在官场上办过若干年事情的人，宜于做行政官。而且行政官和当地的人，总不能毫无联络。对于土豪劣绅等，有时虽明知其不好，也不容易专走方路，把他尽情惩治的。因为如此，他就是暗中和你为难，使你缓急之际办事棘手，有时为害甚大。就是平时的政务，也不免要受他牵掣的。我前文说行政官必须要有些手腕，这也是其中的一端。至于监察官，则根本不办什么事情，不怕你掣肘。而且汉朝的刺史，只有一年一任，到你要和他为难，他倒早已离开你这地方了。土豪劣绅的势力，大抵只限于本地。要离开本地，赶进京，或者到别地方去和前任刺史为难，是不容易的。所以汉朝刺史的制度，确有相当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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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史刺史听了这些年，今日才终于晓得何谓刺史也！

吕思勉《三国史话》P39
当时的斗争，遂成为冀州的袁绍、兖州的曹操、荆州的刘表站在一条线上，幽州有实权的公孙瓒、寄居荆州境内的袁术和豫州的孙坚、徐州的陶谦站在一条线上的形势。刘备是以讨黄巾起兵的，后来跟随公孙瓒。公孙瓒荐他做平原相。平原属于青州，常做田楷的帮手，所以也在公孙瓒、袁术战线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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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全国大战的协约国与同盟国。

吕思勉《三国史话》P44
历史上有许多事情，其内幕是无从知道的。因为既称内幕，断非局外人所能知，而局中人既身处局中，断不肯将其真相宣布。除非有种事情形迹太显著了，太完备了，才可以据此以略测其内幕，此外则总只好付诸阙疑之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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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历学”。

吕思勉《三国史话》P81
不论哪一种社会，总有一种道德条件，规定了各人所当守的分位的。这种条件合理与否，是一件事，人能遵守这条件与否，又是一件事。不论道德条件如何陈旧，如何不合理，遵守他的人，总是富于社会性的。所以遵守旧道德条件的人，我们只能说他知识不足，不能说他这个人不好。因为道德的本质，总是一样的呀！

吕思勉《三国史话》P82
封建时代，是有其黑暗面，也有其光明面的。其光明面安在呢？公忠体国的文臣，舍死忘生的武士，就是其代表。这两种美德，魏武帝和诸葛武侯，都是全备了的。他们都是文武全才。两汉之世，正是封建主义的尾声，得这两位大人物以结束封建时代，真是封建时代的光荣了。

陈勇《中国现代史学学脉的传承——吕思勉与钱穆》
严耕望：近代史学风尚，偏向尖端发展，一方面是扩大新领域，一方面是追求新境界……重视仄而专的深入研究与提出新问题，发挥新意见，对于博通周瞻但不够深密的学人就不免忽视。

陈勇《中国现代史学学脉的传承——吕思勉与钱穆》
严耕望：近代史学研究特别注重新史料的运用，包括发掘不常被引用的旧史料，把是否征引新材料作为衡量史著的重要尺度……

日本集英社《世界探险史（一）：探险的黄金时代》P3
亨利拟了两个目标，其中之一是打击包围欧洲的回教势力；另一个则是开拓通往远东的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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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GOLD GOD GLORY
注意奥斯曼帝国与北非阿拉伯势力对欧洲大陆的影响

日本集英社《世界探险史（一）：探险的黄金时代》P6
西元一五二二年夏末的某日，一艘破旧的小船，航抵西班牙南部的圣卢卡尔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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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卢卡尔”位置小考：
桑卢卡尔－德巴拉梅达 Sanlúcar de Barrameda

日本集英社《世界探险史（一）：探险的黄金时代》P17
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对航海最有帮助，而葡萄牙人在这方面的常识却也和其他欧洲人一样，比不上古希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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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得我蛋都碎了……再想个例子：“公元16世纪的尼日利亚已经发展了相当成熟的文明，几乎达到古希腊的斯巴达城邦的水平。”

日本集英社《世界探险史（一）：探险的黄金时代》P3
当回教徒征服了拜占庭帝国统治下的叙利亚，并独得了古希腊人的著作后，将其中重要的部分译为阿拉伯文，并将这些抄本交予他们在伊比利半岛上设立的数所规模较大的大学。伊比利半岛上的回教徒大学，原本只收回教徒子弟，或该岛的犹太土著。当基督徒再度征服伊比利半岛时，回教徒大学便转移至基督徒手中。他们将科学方面的古典著作，从阿拉伯文再译为当时普遍的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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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波辗转，何等辛苦……

阿里乌教派于318年或320年公开发表主张，强调基督既不是真神，也不是真人，是天父与人之间的半神（Semi-god），为被造者中的首先及最高者。阿里乌坚持基督在各方面都与天父的本体和特性不同，基督也与人不同，基督没有人的灵魂、耶稣次于天父，是受造物、圣灵更次于圣子和反对教会占有大量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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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鬼眼狂刀》里的前任红王。

日本集英社《世界探险史（一）：探险的黄金时代》P34
记载此时期葡萄牙历史的作者格梅兹·阿尼斯·得·亚兹拉拉曾说明了亨利王子当时的动机：
“……亨利王子想明白，关于加那利群岛波加多角的远方陆地的一切情形。因为，在当时，该地方的情况，不是能从任何记录或传说中可得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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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格梅兹·阿尼斯·得·亚兹拉拉”身份考：
Gomes Eanes de Zurara 戈麦斯·埃亚内斯·德·祖拉拉
http://en.wikipedia.org/wiki/Gomes_Eanes_de_Zurara

鲁迅《摩罗诗力说》
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故其为效，益智不如史乘，诫人不如格言，致富不如工商，弋功名不如卒业之券。特世有文章，而人乃以几于具足。

王晓明《王晓明自选集》P1
鲁迅是那样一个执拗的启蒙主义者……可是，他分明又懂得文学的审美特性，早在1907年，就说过文学与“个人暨邦国之存”，其实是“无所系属”的话。后来他更一再强调，“好的艺术作品”，多是“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艺术家“只要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不必“以意为之”。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
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
我想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
但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走路。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的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
但这些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于革命没有什么影响，因为叫苦鸣不平，并无力量，压迫你们的人仍然不理，老鼠虽然吱吱地叫，尽管叫出很好的文学，而猫儿吃起它来，还是不客气……例如人们打官司，失败的方面到了分发冤单的时候，对手就知道他没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经了结了；所以叫苦鸣不平的文学等于喊冤，压迫者对此倒觉得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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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崩溃》里非洲原住民的一段寓言，也抄录在下面：
一次，鸢妈妈让她女儿出去打猎。女儿出去了，带回来一只鸭雏。“真能干，”鸢妈妈对女儿说，“但你告诉我，当你从鸭妈妈哪里攫取她的孩子后，鸭妈妈一定会说些什么。”“鸭妈妈什么也没说，”小鸢回答说，“她只是走开了。”“那么，你必须把鸭雏送回去，”鸢妈妈说，“沉默的背后隐藏着凶兆”。于是鸢女儿把鸭雏送了回去。她又抓了一只鸡雏回来。“小鸡的妈妈怎么说？”“她哭叫着向我咆哮、咒骂。”小鸢回答。“那我们可以吃这只小鸡了。”鸢妈妈说，“从叫喊的人那里夺来的东西不用害怕。”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
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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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点……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
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

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
自然也有人以为文学于革命是有伟力的，但我个人总觉得怀疑，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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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260004 阿尔卡索瓦斯条约被撕毁

触发条件
1、时间：1479年9月4日
2、西班牙存在

事件描述

这是一场骗局。在宣布了他们对加那利群岛的控制之后，西班牙人重新讨论了先前的提议；现在，他们宣布将不再承认我们被教宗授予的、对非洲海岸的专享权利。更糟糕的是，伊莎贝尔坚持了她对葡萄牙的王位要求。

事件结果
选项一：可恶的西班牙人！（稳定度-3 重商主义-1 贸易投资-500 国库金币-50 移除事件260048 获得对卡斯提尔为期24个月的宣战理由 获得对西班牙为期24个月的宣战理由 加那利群岛成为核心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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