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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阳明心学

明朝前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主要是宋元以来的程朱理学，宋濂、刘基、吴与弼等人便是尊朱学的代表人物。但到了吴与弼的弟子陈献章时，开始转入陆九渊的“心本”论，到明代中叶王守仁时，进一步发展了“心本”论思想，形成了阳明心学体系。
（一）、明代心学之祖——陈献章（白沙心学）
陈献章（公元1428——1500年），字公甫，别号石斋。广东新会白沙里人，故称“白沙先生”，其著作名为《白沙子全集》；又因白沙里地处西江入海之江门，所以其学说又称“江门之学”。陈献章在公元1447年参加科举考试中乡试后，会试多次不中。后自己刻苦学习诸儒之书，数年后再入太学学习，因作《此日不再得》一诗而名噪京师。回乡后，向陈献章求学的人日益增多。后他被广东地方推荐至京，授官翰林院检讨而归。从此居家讲学，直至1500年病逝，年七十三岁。
关于宇宙本源问题，陈献章提出了“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 的主张，这实际上是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一说的翻版；但与陆学亦有异处，他突出强调“心的知觉作用是决定万事万物的枢纽”的思想——即“身居万物中，心在万物上”。 在修养方法上，陈献章注重“静”字工夫，由“静坐”而术“静”，由“静”而体认“内心”，所以他提出作学问者当于“静坐中养出端倪”的修养方法，也就是用禅宗修炼静坐的方法，反身求诸于己，这样才能悟到真正的属于自己的思想。他甚至还认为，为学问者，不仅不须要研究客观现实世界，而且也不必读书，只要静坐悟道即可。
陈献章心学的出现、形成，意味着明代学术思想由程朱理学向心学转变。陈献章的弟子中湛若水又发挥了其师“静坐中养出端倪”的心学方法，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守仁在京师结交了湛若水，二人志同道合，“时王守仁在吏部讲学，若水与相应和”，王守仁的思想无疑受到陈献章与湛若水的影响和启发。王守仁把陆九渊的“心学”思想发挥到极至，形成与“朱学”抗衡的“心学”体系，陈献章恰好处在程朱理学到陆王心学的过渡时期。在明代心学体系形成过程中，陈献章无疑发挥了承先启后的作用。黄宗羲称陈白沙为明代心学之祖，由白沙启心学，“至阳明而后大”，这的确是一个中肯的评价。
（二）、龙场驿站的“顿悟”——王守仁（阳明心学）
明中期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的出现，预示着明前期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注重自我修身养性的程朱理学不再适应社会的需要，从而引发了儒家学者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在价值自觉，激发了学者们关心社会、服务社会的经邦济世的强烈责任感。他们为实现对社会改造的理想，逐渐改变着明前期学者们回避仕途、为学术而停留在学者圈子的做法，为服务社会而投身政治舞台。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了一批有政治地位的学者。他们以自己政治地位的优势，将自己的对传统学术、思想的见解进行阐发、传扬，从而形成某种社会思潮。王守仁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出身于官宦世家。因曾筑室绍兴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王守仁年青时受程朱理学影响甚大，且好言兵，善骑射。弘治十二年（1499年）中进士，弘治十八年（1505年）在北京任兵部主事，开始授徒讲学。正德元年（1506年），因触忤当权的宦官刘谨，被廷杖四十后贬谪为贵州龙场驿驿丞。龙场在万山丛中，到处是毒蛇、瘴疠之气，周围都是少数民族，且语言、习俗与中原地区完全不同。他没有屋住、没有菜吃，又无书可读，每天只能演绎旧闻、修身悟道。一天夜里，突然悟出“格物致知，自求于心”的道理。也就是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即心就是理，要穷理只能向内而不是向外，所以朱子的格物向外是不对的，格物既是纠正心中不正确的念头。这就是王守仁心学的基本观点，是他龙场顿悟的结果。龙场驿站的生活改变了他的学术思想。
刘谨被杀后，王守仁升任江西庐陵知县（今江西吉安），后又在南京刑部、吏部任职。此时他已经是著名学者。在吏部讲学，与湛若水相倡导，造成一定的影响。正德十二年至十六年，他担任南、赣巡抚都御史。这一地区几十年来农民起义不断，是明政府最头痛难治的地区。王守仁到任后，用不到两年的时间讨平了多股“盗贼”。这也是他“破山中贼易”与“破心中贼难”的观点的来由。王守仁在南、赣的成功，改变了人们对学者不善于军功的看法，明朝的学术与事功开始重新结合起来，为学术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可靠的政治保证。正德十四年六月（1519年），宁王朱宸濠以十万之众在封地南昌发动篡位的叛乱。在没有接到朝廷旨意的情况下，王守仁再次表现出了他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及军事才能，在鄱阳湖大战中，不仅一举歼灭几万叛军，还活捉宁王，只用三十五天就平定叛乱。
嘉靖年间，政争激烈。王守仁受压抑，晚年受命出师思恩、田州。嘉靖八年（1529年），病逝，终年57岁。王守仁生平事功卓著，在戎马倥偬之际，一直坚持学术活动，即使在鄱阳湖大战中也是边指挥作战、边讲学，培养了一大批王学骨干力量，如徐爱、薛侃、邹守益、王艮等，对明中后期的学术影响极大。他不仅是明代最杰出的军事家、教育家、更是最有影响的哲学家。
他提出的主要哲学命题是“心外无物”和“心外无理”。认为，心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即人心想到什么，什么就是物。而“心外无理”，是说“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即事物的“理”，不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而存在于人们的心中，所以说“心即理”。从哲学上讲，他的思想属于主观唯心主义。
晚明大儒刘宗周在《阳明传信录》中谈及王学的主要内容说：“先生教人，吃紧在去人欲而存天理，进之以知行合一之说，其要归于致良知。虽累千百言，不出此三言为转注。”具体内容如下：
1、格物说。
王学是从批判朱学发展起来的。朱学以天理为本体，天理是万事万物的性，所以朱学的“格物”“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谓定理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事物物之中，析心与理而为二矣。”也就是说，个体（本心）可能符合天理，也可能符合于人欲而背天理，所以格物的目的就是“存天理、灭人欲”。而王守仁在《大学问》中将“格物”的格解释为“正”、物释为“事”。说：“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谓格。” 所以，格物致知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为一者也。” 就是说，人心是决定是非善恶的标准，人人心中有理，真正的权威是自心，而不是心外的圣人。
2、致良知。
“良知”一词，出自孟子。王守仁的“致良知”，是对孟子良知说和陆九渊“心即理”说加以继承、改造而来。在王守仁看来，“良知”即人心（本体），是人人所共有的，是先天存在而非后天产生，良知是知，知是知非，知善知恶，所以良知就是天理。真正的圣人在自己心中，不在心外。虽然人人都有良知，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致良知。既然良知是人的本体，所以致良知的方法不是通过社会实践，只要通过内心的反省、理性的思考就能“存天理、灭人欲”。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标准。
3、知行合一。
依据致良知需要内心的理性思考的理论，王守仁还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因为知和行都是心生的，所以知的时候就是行了。他不同意宋儒的知在行先的观点，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从上所述可见，王守仁的主导思想是与宋儒不同的，他不像朱熹那样强调一切以圣人先贤的言行为准绳，而提倡人的个性，即“心即理”。但他的心即理并不是鼓励人们为所欲为，而是强调人的思想的变化应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他的这种思想，反映了明中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商业、手工业的发达，人们的社会、道德、审美、消费等观念的变化，自我意识的增强。所以，他对宋儒的批判是与时代的进步相一致的，是代表当时社会思潮向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的冲击。王守仁本人虽然没有意识到其学说的近代意义，但这并不影响王学产生的意义及其对未来社会思潮演变的影响。
王守仁所创立的“姚江之学”的主要特点是与时代合拍，所以他的学说比较容易得到时代的认可，从士大夫到一般百姓，许多人在讲王学、学王学，人们的思想观念也由此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解放。王学自然也被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使明中叶以后的王学自然地占据了学术、思想的主导地位。
（三）、王艮与泰州学派
随着王学的传播、发展，在全国各地形成了不同的王学学术流派。黄宗羲认为：“姚江之教，自近而远，其最初学者，不过郡邑之士耳。龙场而后，四方弟子始益进焉。” 但以后的某些王学者们逐渐抛弃了王学的批判精神而流于空谈，王学趋于没落。而一些王学的传人和进步学者则以更加务实的精神去寻找新的发展出路，对王学末流所代表的空洞无物的理学思想进行批评，开创了明后期的实学、反理学之学，人们称他们为“王学左派”，代表人物为泰州学派的创立者王艮、明末的李贽。
王艮（1483～1540年），字汝止，号心斋，泰州安丰盐场人（今江苏东台北）。泰州学派的创始人。其家以煮盐为生。七岁时就读于乡塾，后因家贫而辍学。在随父行商时仍携带《孝经》、《论语》、《大学》等，“遇人质难，久而信口谈解，如或启之。”  就这样他一边谋生、一边自学。可能是他的家庭出身及经商的经历，使他对儒学有自己的理解。38岁时（1520年），听到有人说他讲的儒学类似于王守仁的学说，就跑到江西去与王守仁辩论，最终自叹不如，对王守仁佩服至极，拜王守仁为师。
王艮虽然是王守仁的弟子，但与其师在政治思想上也是有分歧的。王守仁主要是讲统治者要关心国家大事；而王艮则讲普通百姓也要关心国家大事。所以，王艮长期在下层百姓中讲学，他的著作被后人辑为《王心斋先生遗集》。
王艮拜王守仁为师，主要是受王守仁哲学思想的影响。在拜师前，他已有自己独立的思想。黄宗羲认为王艮思想特色或主流是“百姓日用之学”和“淮南格物”之说。
1.“淮南格物”。
王艮继承、发扬了王守仁的“吾心即理”的学说，认为天地万物、国家天下一切关系的中心都是自我，所以他提出了“淮南格物”说。“淮南格物”的中心是“尊身立本”。他从“天地万物一体”的命题出发，提出“天地万物之本”乃人的身体，所以身就是道。只有尊道尊身才是“至善”。同时，他还认为，物有本末之分，身体与天下国家都是物，但身体为本、天下国家为末，因为《易》有言“身安而天下国家可保”；不是别人不敬你，是你自己不敬自己。王艮的格物说，是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2、“百姓日用之学”。
传统的儒家思想强调“道”的神圣性，只有君子（圣人）才能知道它，其目的是证明圣人与百姓、上智与下愚之间存在差别是合理的。而王艮的观点则与此不同。他出身社会下层，又长期在民间讲学，所以他认为，“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所谓“百姓日用”就是指人民生活当中的的吃饭、穿衣等。所以“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即事是学，即事是道。”当人贫困到连最基本的生存权都难以保障之时，那就不是真实的学问，也不是圣人之道。他的这种思想是对宋明理学禁欲主义的反叛，在思想上具有进步的意义。此外，“百姓的日用之学”还含有普通百姓皆知“所以为学”的理想，他提出平民也可以受教育的思想，可以说是孔子“有教无类”思想的翻版。在他的学生中，不但有普通百姓樵夫、窑匠等，也有上层官僚地主、知识分子。据统计，泰州学派从王艮开始五传弟子共487人，其中以进士为官的18人，以贡士为官的23人，其余都是“士庶樵陶农吏”。这与他独创门派前周游讲学的目的“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是一致的。
明清史专家商传在研究后认为：“泰州学派是一个具有强烈反叛传统意识的学派，王艮本人便以‘驾师说之上’的学术观点开创了自己的学术天地，泰州学派的传人，也大都继承了这一学派的精神，敢于向传统及权势挑战，怀着无限的救世之心，去进行不懈的追求，将学术与民众结合到了一起。”

二、儒教叛徒李卓吾

李贽（公元1527—1602年），字卓吾，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祖先从事航海、通译、出使等职，祖、父都了解商业活动而且是伊斯兰教徒。所以他自幼少受传统礼教束缚。父亲以教书为业。李贽青年时代家贫，到处奔波。1552年（嘉靖三十一年）中举人。曾任教谕、国子监博士一类小官。在这一过程中他接触到王学，并逐渐结识了泰州学派的一些领袖人物，并拜王艮的儿子王襞为师。他任云南姚安知府时，由于不再能容忍官场的黑暗、腐败，于1580年（万历八年）辞官，往湖北投靠朋友耿定理，耿死后，他移居湖北麻城龙潭湖上的芝佛院。此后专门从事讲学、著书。万历二十九年移居北通州（今北京通县），第二年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捕入狱，在狱中被迫割喉自尽，著作也被列入禁书。李贽的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
李贽非常崇拜泰州学派的前辈、特别是开创者王艮。认为他是一位侠客，所以他的学术相传自成一派，徐樾、颜钧、何心隐等才能“负万死不回之气”，这大概是由于王艮有“骨刚气雄、奋不顾身”的精神，所以他的后辈才能有如此成就。
李贽继承并发扬了泰州学派中反传统的精神，公开举起反理学的旗帜。他曾说自己是从小就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释。所以看见道人、僧人就厌恶，看见道学先生更是厌恶。所以他公开以“异端”自居，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见解。在这样思想认识的前提下，他进一步否定儒家经典。认为，《论语》、《六经》、《孟子》等儒家的经典著作不过是史官、臣子过分的“赞美之语”，不过是孔、孟弟子“记忆师说”的记录，非“万世之至论”，不过是“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应当允许人们怀疑其存在的问题。
在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他不仅否认儒家经典，他思想中最为人称道的是敢于破除千百年来人们对孔子的迷信，反对神化孔子，认为孔子是一个普通的人，公开提出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的观点，应建立“今日之是非”，他说：“前三代（夏、商、周），吾无论矣；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
李贽还批判封建礼教，提出男女平等的观点。他针对封建礼制歧视妇女的“妇人见短，不堪学道”的谬论，认为：“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着急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这样的观点在当时是非常大胆的、进步的。而且在他收的徒弟中就有女弟子，这一点在当时倍受正统士大夫们的诽谤和攻击。他还赞扬寡妇再嫁，认为汉代的卓文君改嫁不是“失身”、而是“获身”，批判了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摧残妇女的言论。
李贽还提出人不分高低、贵贱，“人人皆可以为圣”的平等主张。认为“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他强烈反对用礼、政刑等限制、约束人们的思想、言论、行为，认为这是天下不安的根源。主张依据每个人的特点，“各从所好、各骋所长”，以使个人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他心目中理想社会应是：统治者想民之所想，欲民之所欲，这样“天必从之”。
李贽对对那些当世的道学先生的批判更是激烈。认为他们的言行可用“饰致于外，务以悦人”八字概括。他们表面上讲道学，实际上是为富贵，他们虽穿着儒雅，但行为有如猪狗。他们都没有真才实学，故需要以“圣人讲道学之名要之”，作为取得高官后禄的资本。他们都是一些投机取巧、见风使舵的势力小人。
李贽的思想观点明显是对传统的背叛，是无法容于那个时代的。所以在他的宦游生涯中处处与上司抵触，他自己承认，“余难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 所以他自称“异端”，他说：“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
在李贽的言论中，充分表达出了他一生孤立拼搏的感觉。为排解、平衡这种心灵的困惑，只好求助于佛老，但结果只能是口头上“饱道饫德”，并没有“在深夜的此岸观照出黎明的彼岸”， 最终只能在狱中自杀以示对传统势力的最后抗争。据侯外庐等人的研究，李贽自杀事件影响极大。不仅他所写的书相继刊行，读他的书的人愈来愈多，其弟子讲“海以内无不读先生之书者，无不欲尽先生之书而读之者”。他要求平等和发展个性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是与当时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节奏合拍的，开晚明思想界风气之先。

三、简答题

2、简述元朝的民族政策。

答：

元朝实行民族分化政策，根据民族和被征服的先后把全国人民分为四个等级。第一等蒙古人，享有一切特权和自由；第二色目人，指蒙古以外的西北各民族及中亚、西亚和欧洲各民族；第三等汉人，指原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女真人、契丹、渤海、高丽等较早被蒙古征服的民族；第四等南人，指原南宋统治的汉族及其他民族。

元的民族制度是一种身份等级制，有民族歧视的成分，四种等级的人在政治、法律等方面地位不平等。比如：主要官职一律由蒙古人担任，汉人不能掌军权。蒙古、色目人和汉人违法分属不同机构审理。汉人、南人不得集体打猎，不得执弓拉箭，不得举行宗教活动，严禁私自拥有武器等等。

但对于各民族的上层，元朝却采取笼络和利用的政策。政府注重引用南方汉族中的精英人士，还采取免除兵赋等办法加以笼络。但由于采取了民族歧视政策，除少部分进入政权中心的之外，元朝汉族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仍是仕进无门，他们的社会地位几乎降到了最底层，以致有“九儒十丐”之讥。

3、简述杨炎两税法的内容及意义。

答：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有：
1、取消租庸调和一切杂税，改回按资产征户税，按田亩征地税。户税依据每户资产的多少征钱，地税按田亩征收谷物。
2、制定“量出制入”的财政原则，根据财政支出的需要，确定应纳税额。
3、所有居民不分土著户、客户，一律以现居住地纳税，对于不定居的行商按三十分之一征税。
4、征税分夏秋两季，分别于六月和十一月纳毕。

两税法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是当时土地占有形态发生变化和农民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种新税制。
1、它“量出制入”，解决政府收支不平衡的难题，使百姓免除各色苛捐杂税，奸吏失去巧立名目盘剥的机会。
2、人头税比重下降，土地税、财产税比重上升，意味着以榨取人丁力役为主的赋税形态向榨取土地税为主题的赋税形态演变。
3、但它使土地兼并合法化，造成富者坐收地租；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里征收货币赋税也是行不通的，将造成人民的沉重负担；还规定税钱一分为三，一份留州、一份送节度使、一份送户部，使晚唐节度使力量更加强大。

4、简要叙述宋代前期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

答：

1、兵权问题：采用“杯酒释兵权”解除禁军高级将领和节度使的兵权；改革军事领导制度，设枢密院执掌军政，三衙统兵，兵权收归皇帝；实行“更戍法”，造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师”，消除军阀滋生条件；战略上“守内虚外”，使地方无力与中央政府抗衡，消除割据威胁。

2、地方政策：规定地方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不得兼任一个州郡以上，另设通判与其相互牵制；在各路设四司衙门，转运司主管财政、提点刑狱司主管司法、安抚司主管军事、提举常平司主管农业，形成权力制约。

3、中央政策：分割宰相权力为财、政、军三个独立的系统，中书省管政事，枢密院掌军事，三司掌财政，削弱了宰相权力，使最终的裁决权掌握在皇帝手中；将隋代负责弹劾皇帝的御史改为纠察百官的谏官，且从原本的中书省独立、直属于皇帝，使政府与谏官成为对手。

6、五代时期，是谁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产生了什么影响？

答：

割让幽云十六州给契丹的是石敬瑭。它在当时产生的影响有三点：

第一，中国抵御外族的屏障长城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十六州在长城以南；
第二，北方天险已失，骑兵不需经过崎岖可以飞至天堑，直捣黄河平原；
第三，十六州人口众多，物产殷富，使契丹国力增强。

而从长远来看，割让幽云十六州是形成北宋积弱、南宋偏安、蒙古兴盛控制全中国的重要因素。

8、简要叙述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

答：

1、整顿吏治、推行考核官吏的“考成法”，规定各部门的办事期限，提高了办事效率。

2、用人方面，主张“唯才是用”，只要有能力，不管什么出身，都可以破格重用，不受资历、毁誉和爱憎的影响。

3、清丈土地，整顿财政。清查出大量隐匿、遗漏田地，使政府控制的纳税土地面积增加，财政收入也增加了。

4、推行一条鞭法，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改革效果明显，财政赤字消失。

5、治理黄河，起用潘季驯用新法治水，治理相当成功，以后几年黄河不再有大患。

6、留心边备、解除边境隐患，对安定各地人民生活、保障生产的正常进行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一、填空

1、宋的思想文化

宋代的理学吸收道家与佛家的若干精义，用以阐发传统儒家的思想，使儒家思想充实完备。宋代的理学侧重探讨宇宙论及认识论，使其成为有系统的哲理，更进而据此规范人生，引出若干道德的教条。换言之：理学是以儒学为基础，援用道佛哲理，融汇而成的一套新儒学。这一理论体系的发展，可追溯到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

汉末，道家学说盛行，儒学不仅不是显学，已经沦为与百家学说同等的地位。北朝虽然重视儒者，只是重视“儒术”以为政治统治的需要，对儒学则重视不够；当时能使人长生不老的道教及轮回修来世的佛教盛行。南方则谈玄说老，儒学中只有“易”学受重视。隋朝的“大儒”王通自拟为圣人，虽被后世谴责，但“门人弟子相趋成市”，可见孔子至圣先师的地位并没有确立。

韩愈在唐中叶作的《原道》，“攘斥佛老”，他主张“人其人，庐其居，火其书”，即是要用政治的力量使僧道还俗，废去寺观，焚烧佛老经典。他的学生李翱的《复性书》，虽然提倡复性，但也是受道家的影响而阐释中庸，这被后来学者视为宋代理学的开端。

被视为宋代理学先驱的邵雍（康节），曾受学于道家陈抟的三传弟子李之才。他首次提出“穷理尽性”的主张，所谓理，是万物所由生的理，是“天地之理”，所谓“性”，是天之性。用理观察事物，所以被视为理学的萌芽。
周敦颐（濂溪）是另一位理学的先驱。他的《太极图说》，袭取《道德经》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说法，说“太极”是一，阴阳是二，阴阳合是三。例如，君是一，臣是二，能君君即是合。所以，太极是理，阴阳是气。

张载（横渠）在关中讲学，故称为“关学”。他特别提到气，认为，气充塞天地间，有聚有散，聚则成物（人也是物），散则复归太虚。故气是永恒不灭的。所以，他不相信灵魂之说，人死即气散。王安石在这方面也有贡献。这些思想的源头，大致来自老子的“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而来，不过换了名词，“无”称为理或道，“有”称为气或象而已。所以，道家是理学的源头。

周敦颐的学生程颢（明道）、程颐（伊川）兄弟为理学建立了较完整的体系，二程均是洛阳人，史称“洛学”。

南宋朱熹秉承程颐的余绪，成为集理学大成的人物。他认为“理”是永恒超时空的，就是“道”。“气”是构成宇宙一切事物的条件。所以，理在气先，理与气是分离的；每一个事物，均有其理存在，因此每知道一事物的理，就增加了对理的了解，即“格物致知”。一事物的理，就是该事物标准的理想形态，也成为“极”，总和天地一切事物之“极”，称为“太极”。将这种说法应用到人，人的“极”，即仁、义、礼、智、信五常，是人的本性。所以人必须“知性尽心”。人性分为三纲五常，加上兄弟、朋友合成五伦，这是天理，与春夏秋冬四季关系的一样。凡是人均应遵循仁义礼智信等“五常”（极）去实践。因此，朱熹建立了严密的道德体系。

朱熹的另一个影响是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四书”（后两篇为《礼记》中的两篇），他注释，称为《四书集注》，后世解释儒学者奉为标准。程朱理学成为以后中国思想的主流。由程颐、陆九渊到王阳明一脉相传的学术，被称为唯心学说，明中叶以后传习者很多，对明代的政治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四、第五讲

1、三次浪潮

世界民主革命出现过三次高潮：

第一次革命高潮发生在16世纪初叶至17世纪中叶，是世界民主革命的序幕，它的主战场在西欧，但波及了东欧，冲击了海外；在这一时期，加尔文教开始成为西欧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重要旗帜。

第二次革命高潮发生在18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初，其主战场仍在西欧，但整个欧洲和美洲都被卷入，同时也波及了亚非的某些地区；它直接提出了保障天赋人权、争取自由平等的世俗政治目标，具有较鲜明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色彩。

第三次革命高潮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那已是西欧民主革命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开始风靡全球的时代。 它的范围从欧美到亚非，是一次真正具有全球规模的革命浪潮。

其中，第一次革命高潮时发生的最重要的革命事件有苏格兰革命、尼德兰革命和英国革命。苏格兰革命发生于1559年，是加尔文派新教领袖约翰·诺克斯发动的一场反对信仰天主教的玛丽女王的革命运动，最终迫使玛丽·斯图亚特于1567年退位。尼德兰革命则始于1566年的“血腥敕令” 和西班牙对加尔文教的迫害；经过一番激战后，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于1581年成立，并在1609年与西班牙停战，1648年获得欧洲各国的正式承认。英国革命同样始于清教运动与斯图亚特王朝的迫害，经过1640-1688年的多次反复，最终确立了君主立宪的政体。

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是第二次浪潮时期最有典型意义两大民主革命运动，它们奠定了“民主化”这个现代文明基本原则的合法性基础。前者发生在1774至1783年间，它通过《独立宣言》以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立法，扩大了公民权、确立了富含民主因素的宪政制度，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国家。后者则更为跌宕，时间跨度也更大，它先从斐扬派，到吉伦特派，再到雅各宾派，经历了一个不断激进化的过程，又在1799年热月政变后逐渐成为第一帝国。大革命期间颁布的《人权宣言》是对《独立宣言》的重要发展，其中已经包含了现代“民主化”原则的全部基本要素。

第三次浪潮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1848年开始爆发的全欧革命。它是资本主义和封建制度之间的日益尖锐矛盾和欧洲大陆不断高涨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共同催化下的结果，主要任务是消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虽然它一度成功后又迅速地失败了，但在那之后世界上却出现了诸如建立德意志帝国、意大利统一、俄国废除农奴制、美国内战、日本明治维新等一系列事实上推进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战争与改革。

与前两次浪潮相比，第三次浪潮的特点更为突出：首先是在欧洲，工人阶级势力的崛起使资产阶级（主要是其中的工业资产阶级集团）感到了威胁，导致他们的革命性发生严重衰降；其次，革命的形式多样化了：除了传统的暴力革命以外，还出现了另外两个重要的、常常也是十分有效的革命手段（或以资本主义方式改造社会的手段），这就是由旧王朝领导进行的战争（如德国和意大利的统一以及塞尔维亚的独立）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如俄国的废除农奴制）。

2、蒂马尔和西帕希

答：

蒂马尔是奥斯曼帝国的一种国有地，由帝国的骑兵武士——西帕希领有，租给农民永久耕种。

3、莱克星顿的枪声

答：

1775年4月19日发生，拉开了北美独立战争的序幕。

4、托马斯·潘恩

答：

1776年1月10日发表《常识》。

5、拿破仑·波拿巴

答：

1799年11月9日发动“雾月政变”，成为第一执政。
1804年正式称帝，称拿破仑一世。
1815年兵败滑铁卢，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第二讲 基督教文明的嬗变

1、地理大发现的起因★★★★★

答：

地理大发现的发生是多方面的原因共同促成的。

首先在经济层面，15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的崛起阻断了之前欧洲与东方贸易的通道，致使以香料为代表的东方商品供不应求，寻找通往东方的新商路成为地理大发现的一个经济动因。此外，15-16世纪欧洲商品货币经济的日益发展使更多的货币成为经济发展的必需品，对货币也即黄金的追求成为海外探索的另一个动力。
在精神层面，传播基督福音是推动海外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基督教渗透着“普济主义”的色彩，以拯救全人类为要求，形成一种好战的传教精神。在这一层面上，地理大发现更像是一场“海上十字军”。处在另一面的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思想实际也起到的积极的作用，它号召人们尽力探索、发挥自己的才能创造人世间的幸福，这种个人进取精神成为海外冒险的另一种思想动力。
在技术层面，航海术和造船术的发展，海上武器和战术的进步，为地理大发现提供了成熟的技术条件。丰富的航海仪器和结实的多桅大船为地理大发现提供了有利条件，而坚船利炮和先进的作战方法成为西欧诸国在海外成功地征服一个个国家和地区的最直接的原因。
最后在政治层面，专制政府的支持成为新航路开辟的有力后盾。新兴的专制政府为争霸和民族国家利益的需要，支持海上发展，不仅用海军保护本国航运业和海外贸易，还能调动社会上的一切力量进行支持，专制制度成为海上扩张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2、地理大发现的四大事件★★★

答：

1487年迪亚士发现“好望角”。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
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
1522年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

3、葡萄牙、西班牙率先开辟新航路的原因★★★

答：

首先，两国都在大西洋沿岸，使他们倾向与海外发展。而在早期对马德拉、亚述、佛得角和加那利等群岛的殖民成功刺激了它们进一步的殖民开拓。
其次，两国都掌握航海技术，尤其是葡萄牙的恩里克王子结合传统经验与理论知识，改进了葡萄牙传播的航海性能，使远洋航行成为可能。
最后，两国人的宗教热情都特别强烈，这是在他们与伊斯兰教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几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塑造了他们弘扬基督教的信念，成为开辟新航路的精神动力。

4、葡萄牙殖民活动的过程、特点与成功的原因★★

答：

过程：

15世纪起在非洲西海岸设立了许多据点。16世纪初又占领了东非海岸，并以此为从西欧到东方航线上的补给站。为控制从非洲到印度的航路，又夺取了索科特拉和霍尔木兹。到1509年，葡萄牙在阿拉伯海击败穆斯林舰队，确立了印度洋的海上霸权。虽然没能成功夺取卡利卡特、控制印度，但葡萄牙于1510年攻占果阿，建立了东方殖民总部。随后，又夺取了锡兰、马六甲，印度西海岸的第乌、达曼、孟买，在苏门答腊、爪哇、加里曼丹和摩鹿加群岛建立商站，更控制中国澳门，最终建立了葡萄牙的东方贸易帝国。

特点：

第一，是西欧远洋探险的先驱；
第二，以夺取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在印度贸易方面的传统优势为主要目标；
第三，建立起庞大的贸易帝国，成为垄断欧亚之间及中国、日本和菲律宾之间贸易的霸主；
第四，以控制海洋商道为殖民活动的重点，却缺乏足够的人力来维持，也无力进行陆地作战，没能征服印度次大陆。

成功的原因：

第一，有强大的海军，特别是战舰上的大炮及射击技术举世无敌，能摧毁对方的船只，使得葡萄牙人能打败阿拉伯势力控制印度洋；
第二，葡萄牙人能利用印度内部的弱点，在北部莫卧儿帝国和南部各印度地方势力的互相争夺中坐收渔利。

5、西班牙殖民活动的过程、特点与衰落的根源★★

答：

过程：

1500-1518年对新大陆进行了探险。1519-1521年，科泰斯征服阿兹特克帝国。1531-1532年，皮萨罗征服印加帝国。到1500年为止，西班牙已征服巴西以外的整个南美、整个中美及北美一部分土地。1565年，西班牙又征服佛罗里达，建立了第一个北美殖民地。在征服美洲的基础上，1564-1571年入侵和征服菲律宾群岛。

特点：

第一，仅以少量的兵力，利用印第安人内部的矛盾和宗教信仰，通过阴谋诡计征服并毁灭了美洲的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
第二，海外殖民地比葡萄牙的大得多，并且深入陆地，建立起大陆殖民帝国；
第三，大肆掠夺金银并建立种植园剥削。1500-1650年从美洲流向西班牙的白银有16000吨，黄金180吨；畜牧业和农业也发展起来，分别使用印第安人农奴和黑人奴隶。

衰落的根源：

首先，西班牙在欧洲占据优势，主要根基是对欧洲以外资源（最明显的就是美洲白银）的垄断控制。一旦这一控制被摧毁或侵蚀，后果也就可想而知；
其次，西班牙对美洲殖民帝国实行杀鸡取卵的短视政策，没有像后来的英国那样实行有系统的榨取；
此外，西班牙国内缺少工业，一方面由于贵族和教士阶级过于强大限制了资产阶级的兴起，另一方面美洲贵金属流入造成通货膨胀，对工业发展也起了消极作用。
最后，由于西班牙本身的航运业落后，致使荷兰、英国两国竟由此发家，经济实力渗透到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几乎垄断了美洲的进出口贸易。
总而言之，西班牙的衰落是其自食疯狂掠夺美洲的恶果，它对于美洲殖民地的榨取，使得自身半封建的、以土地为基础的贵族经济和社会的重组成为不必要的，最终其霸权被1600年以后兴起的近代化国家取代了。

6、荷兰殖民活动的特点★

答：

造船技术高超，商船队的规模在1600年居世界之冠。
与封建专制主义的西、葡不同，荷兰向外发展不是由政府包办，而是通过独占贸易公司进行的。
缺陷：忽略了工业的全面发展，因此根基不牢，后劲不足。
未能建立巩固的海外殖民地。

7、英法殖民活动的特点★

答：

自然资源优于荷兰。
从17世纪中叶开始，两国政府推行打击荷兰商业霸权的政策。
18世纪，荷兰的世界霸主地位为英法取代。

8、重商主义的含义★★★★

答：

重商主义是一种盛行于17、18世纪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其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它认为，一个国家金银越多，国家就越富，国力就越强，因此必须努力增加出口，减少进口，促使外国金银流向本国。为此就需要国家干预、控制经济，一方面设立保护关税，对外国工业品和进港船只课以重税，以阻碍商品进口；同时努力发展本国工商业，鼓励出口，这样才能最大程度地创造贸易顺差。

9、三大现代观念★★★

答：

人文主义观念、新教伦理观念和主权国家观念。

其中，人文主义观念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性贡献。它的实质是个人主义，包括对个人自主自立的强调、对个人隐私的重视和对个人全面发展的追求。这在当时的欧洲具有无可否认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新教伦理观念的出发点是因信称义。在路德宗、加尔文宗和再洗礼派三大新教派别中，加尔文预定主义的宗教观，给正在上升的资产阶级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在英法荷等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国家，加尔文的教义有力地促进了社会进步。

10、新教的三大派别★★★

答：

路德宗、加尔文宗和再洗礼派。

11、主权国家观念的发展，时期、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答：

主权国家观念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重要时期，分别是文艺复兴时期、宗教改革时期和胡格诺战争时期。

其中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但丁、马尔西略和马基雅维利。其中，但丁主张通过政教分离实现意大利的统一与繁荣；马尔西略更加系统地论证了世俗政权对教权的独立性，主张俗权至上，并首次提出“人民主权”的原则；马基雅维里的代表作是《君主论》，他提出了功利主义的国家理论，推崇共和制政体和“混合型”的共和国。

宗教改革时期的主权国家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尔西略的学说。其中，路德神学极力主张俗权至上，使世俗政权在理论上成为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权威。另外两个宗教改革派别更为激进：再洗礼派批判了路德派领袖的一些保守主义理论；加尔文派继承并发扬了路德教义中非主流的反抗暴君思想，力图伸张人的自然权利，但不符合当时欧洲历史发展的实际需要。

胡格诺战争时期的代表是让·博丹的主权国家理论，其代表作《共和国》奠定了全部现代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础，极力主张国家权力世俗化，并从法理的角度论证了专制王权的重要性。

导论 作为现代文明史的整体世界史

1、文明

广义上的“文明”一词可以指人类社会一切文化成就的总和，包括人类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生产方式等等。狭义上的“文明”一次则指一部分人类文化成就的总和，往往以一个区域、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来进行区分。

2、现代文明

现代文明是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实存状态，也称工业文明，是传统农业文明的对立物。它有三个基本特征，即科学化（理性化）、工业化和民主化。

请结合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洞穴”的比喻，阐述柏拉图的“理念论”，并谈谈你对理性及其作用的认识和看法

答：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大意是：一群人被关押在洞穴内，身后是真实的理念，然后他们不能回头。理念世界的活动经由洞口的火光投射到这群人面前的墙上，形成多变的影像。这群人终身看这些影像，并以此为这个世界全部的真实。这个比喻的意义在于用一个比较感性直观的模型描述他的“理念论”，在这个理论中，理念型相是理性的认识对象，也是世界普遍的真相；个别事物是能够经由感觉捕捉到的对象，是多数人眼中的世界。后者是对前者的“分有”的“摹仿”。
不过我并不打算借用他的这个比喻来阐发，因为我认为现代技术已经实现了柏拉图关于世界的构想，这个实现的方式就是电子游戏。计算机游戏是一个绝对的二元世界，它显示给我们的是图形界面，其中可能有一些人和怪物，大家用武器作战——这些都是感性直观的信息，它们组合了“物质世界”。但任何一件物品、任何一个怪物在计算机中都有其自身另外的存在方式，即数据。在计算机软件中有许多代码，这些代码控制了图形界面对我们的显现，对柏拉图的学说而言，它就成为“理念世界”。
我平时同样用电子游戏的模型来解释“分有”和“摹仿”的问题。在我眼里，柏拉图的理念论和分离学说是一种主张共相先于殊相且独立存在的唯实论的共相学说，这些共相都存在于理念的世界中。“分有”和“摹仿”是两类不同的共相在殊相中的体现方式，前者如“美”、“丑”、“软”、“硬”等，在语言中多为形容词，后者则是日常语言中的“一般的事物”，多为名词。在柏拉图那里，殊相与形容词性的共相的联系就是个别事物对型相的“分有”，与名词性的共相的联系就是个别事物对型相的“摹仿”。这两种类型以这样的方式体现在计算机游戏中：譬如在游戏进程中，我们可能获得一把具有150点攻击力，可以用来砍砸敌人的大斧。它之所以能够用来攻击敌人，就因为在游戏代码中设计了一种自在的“可砍砸性”，凡是被赋予这条代码的物品就成为武器，可以在游戏中用来攻击怪物；而大斧能够向我们显现出来，也是因为游戏代码中设计了“大斧”这一自在的物品种类，当我们获得这类物品时，图形界面就向我们显现“大斧”的摹样。
然而这种先物共相理论的遗憾在于，如果承认它，似乎就必须取消人的创造性。在柏拉图的时代，当然不可能想象到后世会出现那么多不可思议的事物——譬如工厂、飞机、电子计算机等等。按照柏拉图的理念论，它们之所以能被人做出来，必定是因为理念世界中先有了这些事物的型相，然后我们才有机会把它们摹仿出来。这一点在电子游戏中是理所当然的——在游戏里，我们也许可以做铁匠一类的职业，打造属于私人的武器。但是电子游戏的代码是不会向外延伸的，也即我们在游戏中所有的创造，实际都是游戏代码事先提供给我们的——推而广之，我们在游戏中能做出的一切形式都是受到后台代码约束的，实际上，我们甚至无法作出任何一个游戏制作者没有事先想到的动作。但假使把它引入现实世界，在今天就具有巨大的伦理风险，不可能被现在这个强调创造性劳动的世界所认同。

理性——理智。不是认识的第一途径，而是用来组织感觉材料。是感性的奴隶，因为只有感性能直接影响人的状态让，所有人觉得美好的都是感性的。感性是尺度，理性是手段。不能滥用，因为会使感觉迟钝。理智会通过循环自证欺骗人，是一种精神毒品。

5、存在就是被感知。（贝克莱）

答：“存在就是被感知”……（列举各种反驳），但在我看来，这种解释与反驳实际上过于关注了“事物的存在方式”。从古至今的哲学花费了大量时间来讨论这一问题，却并没有解决它，相反，它被弄得越来越模糊了。实际上，事物的存在方式与人的存在方式是一致的，只要认可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与事物构成同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相互感知就可以被当作“近似的存在”，既然我们无法摆脱它，那么把感觉当做真实，又有何妨呢？

3、知识就是力量。（弗朗西斯·培根）

答：“知识就是力量”是近代自然科学先驱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它阐发了实验科学的目的，即：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支配自然，达到人生的福利和效用。所谓认识自然就是对自然的因果规律的了解，了解自然的因果规律之后，就可以改变它、命令它，趋利避害，使自然规律为人类的利益服务。我认为，这种想法与以前的形而上学本体论、认识论有着显著的区别。一方面，它旗帜鲜明地提出结合感觉和理性，要求用理性来组织感觉材料；另一方面，它的终极关怀不是世界本来的模样，而是人类的利益。当然，对于人类的利益究竟为何，神创论和自然论者不同，具备来世信仰者和不具备来世信仰者又不同，这恐怕永久也无法统一起来，那么“知识就是力量”所提倡的原则也不可能被所有人轻易接受。

1、世界是永恒的活火。（赫拉克里特）